◎ 生平

吕坤（1536—1618），字叔简，一字心吾、新吾，自号抱独居士，河南宁陵县人，明代后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他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官至刑部左、右侍郎，逝后追赠刑部尚书，是万历年间“天下三大贤”之一，更于道光六年（1826年）从祀孔庙，成为孔庙两庑供奉的159位先贤先儒之一。

吕坤出身富庶之家，却亲历嘉靖年间宁陵饥荒“父子、夫妻相食”的惨痛景象，这段经历深刻塑造了他以民为本、躬行实践的为政理念。嘉靖四十年（1561年），吕坤中河南乡试第三；万历二年（1574年）中进士，位列三甲第五十名。此后历任襄垣知县、大同知县、吏部主事、吏部郎中、山东济南道右参政、山西按察使、陕西右布政使、山西巡抚、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刑部左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所到之处皆有异政。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五月，吕坤上《忧危疏》直言进谏，疏入不报，旋即称病乞休，得旨致仕归乡。乡居二十余年间，他生活清约俭素，“巡抚一任所得银不满二百五十两”，却始终留心正学，著述不辍。

吕坤一生学术与事功并重，其唯物主义思想载入《中国思想史》，史书评价他“刚介峭直，留意正学”，其“移风易俗”的施政理念与清正廉洁的为官之道，至今仍有深刻启示意义。《明史》称其“年八十三卒”，按公历计算享年81周岁。

◎ 廉洁事迹

实心任事　弊绝风清

吕坤为官，以“实心任事”为根本，力戒官场“苟”字痼疾。他指出：“今天下无一事不设衙门，无一衙门不设官，而政事日隳，民生日困，则吾辈溺于其职之故也。”在山西巡抚任上，他颁布《风宪约》，直指“吏治之不治有六：虚文日盛而实政亡，厚道日隆而公法废，人事日精而民务疏，颓靡日甚而振举难，懵昧常多而精明少，为家念重而为国轻”。

吕坤深刻批判官场“私”与“伪”两大病本：“借得为之势，以结大小之权，是曰‘私’；以簿书文移巧缝搪塞，互相欺罔，是曰‘伪’。”他自陈“不好走贵公之门”，不图权贵之喜，不惧不奔走之罪，为士子树立洁身自好的榜样。面对党争谋私、蝇营狗苟的官场众生，他痛心疾首：“弃此身操执之常而以圆软沽俗誉，忘国家远大之患而以宽厚市私恩，巧趋人所未见之利，善避人所未识之害，立身于百祸不侵之地，事成而我有功，事败而我无咎，此智巧士也，国家奚赖焉！”

他撰写《实政录》，对仓官、巡检、驿递、税课司、司狱官、库官、教官、州县佐贰、知府、按察司、布政司等各级官吏职责详加规范，“大纲细目备载具陈，以防检之，以诏示之”，以期“令行禁止”，实现“弊绝风清”的吏治理想。

俭以率下　冰玉同清

吕坤将“崇尚节俭”视为“移风易俗”的首要任务，认为“风俗俭奢，系小民生死”。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一年巡抚山西期间，他颁布《禁约风俗》，从婚丧简办入手，明确规定：“聘娶媳妇的费用，富户不超过五十两，贫户不少于五两”，倡导婚事新办、厚养薄葬。他要求一切政务轻车简从：官吏上任时的公宴只用鼓乐一次，以后不用；公务酒席，蔬菜和肉肴不许超过五种。

吕坤更以自身冰玉之操率下化民。他自号“抱独居士”，追求“乱世中无争的心境”，勉励自己慎独；以“去伪”名书斋，表达追求真实、反对虚伪的志向。致仕归家后，他“生活清约俭素”，二十余年乡居，“屡经吏部推用”达数十次，却“家无厚产，囊鲜馀货”，始终淡泊自守。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七月二十四日，吕坤溘然离世，生前自撰墓志铭，遗命丧事从简：“衣衾仅周身，不重袭。一毫金珠不以入棺，一寸缣帛不以送葬。不点主，不远谢，不动鼓吹，不设宴饮。”在崇奢的社会风气中，这份遗嘱独树一帜，其墓从未遭盗掘，正是清廉之名最好的见证，其俭德之清，足以冰玉同辉。

著书垂训　廉脉永续

吕坤一生著述颇丰，以道德教化书籍垂训后世，使廉洁之脉永续传承。他编撰《呻吟语》《实政录》《四礼翼》《四礼疑》《闺范》（一名《闺范图说》）、《演小儿语》等书，“以天下国家为一身”，将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贯通为一。

《呻吟语》六卷，“上三卷为内篇，下三卷为外篇”，以“修齐治平”为主线，强调“明体全为适用”，主张“天德王道不是两事，内圣外王不是两人”。书中专设《治道》一门，阐明整顿吏治之法，希望提高官吏道德修养以“警世救世”。他告诫士人：“当事者，须有贤圣心肠，英雄才识”，“良吏者，本真实之心，有通变之才，厉明作之政者也”。

《实政录》更是官员居官手册，清代陈世倌刊刻《呻吟语节录》时特增《明职》一卷，“以阐明官员工作职分”；经学家梁章钜将其列为“州县官必应读之书”；顾景濂任萧县令时，以《呻吟语》“治己治人”，在捻军流窜、百姓罹难之际整顿流民，快速恢复社会秩序。

         《四礼翼》《四礼疑》则通过“礼”规范日常行为，纠正不合礼之举，使礼“从民之便且易于施行”。《闺范》四卷，以历代经典与女性事迹教化妇女，虽因“妖书案”卷入政治漩涡，却成为明清女教经典。这些著作在清代被陆陇其、陈宏谋、尹会一等名臣反复刊刻，“裨益吏治”“化民成俗”，使吕坤的廉洁思想跨越时空，永续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