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平

子产（约公元前584—前522年），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春秋后期郑国卓越的政治家、外交家、文学家。他出身于郑国公族，为郑穆公之孙、司马子国之子，属“七穆”中国氏家族，故又名“公孙侨”“国侨”。自幼接受良好诗礼教育，熟习《诗》《书》、礼乐射御，少年时即显政治远见。鲁襄公八年（前565年），年仅十余岁的子产便能洞察郑国侵蔡之祸。鲁襄公三十年（前543年），子皮授政，子产正式执政，历二十余年。他历任少正、执政卿等职，内修法度，作封洫、作丘赋、铸刑书；外抗强权，以精彩辞令周旋于晋楚之间。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年）病逝，郑国百姓“丁壮号哭，老人儿啼”。孔子闻讯称其为“古之遗爱”，赞曰：“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子产以弱小之郑，处晋楚两强之间，使郑国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发展，堪称春秋第一贤相，更为后世留下宝贵的廉洁奉公精神遗产。

◎ 廉洁事迹

恤民为本　不毁乡校

子产执政期间，郑国人常聚于乡校议论政事。大夫然明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他以“防川”为喻：“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堵塞民意如防洪水，不如小决导流，将民议视为治病良药。此“不毁乡校”之举，开中国古代言论自由之先河。子产深知“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与其用威权压制，不如以善政化解怨恨。孔子赞叹：“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韩愈作《子产不毁乡校颂》，称其“维是子产，执政之式”。子产以民为师、虚怀纳谏，又“择能而使之”，冯简子、子太叔等贤才各尽其能，成为后世官员勤政廉洁的楷模。

铸刑于鼎　规则至上

鲁昭公六年（前536年），子产推行划时代法治改革——“铸刑书”，将法律条文铸于铜鼎，公之于众。此举打破“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贵族特权，是中国法制史上首部成文法。此前法律藏于官府，贵族垄断解释权，刑罚随意性极大。子产使“民知有辟”，罪刑法定，有法可依，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晋国大夫叔向致书反对，忧“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子产回复：“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毅然坚持改革。他以法治补充礼治，“宽猛相济”，德礼与威刑并用。正如其所言：“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二十三年后，晋国亦“铸刑鼎”，足见子产影响之深远。子产以鼎为誓，昭示法律权威不可侵犯，其“规则至上”的法治精神，至今仍是廉洁政治的重要基石。

恭行廉德　终身不渝

子产一生廉洁自律，品行高洁，以“恭”立身。孔子赞其“行己也恭”，正是对其清廉自守品格的高度肯定。子产执政二十余年，位高权重，却从不以权谋私，对贵族“泰侈者因而毙之，忠俭者从而与之”，率先垂范，整肃纲纪。其“作封洫”改革，虽触及贵族利益，却公平公正；对丰卷等反对者，先逐后复，“请其田里，三年而复之”，既坚持原则，又留有余地。外交活动中，拒韩宣子之请，不助其强购商人之玉环，坚守“尔无我叛，我无强贾”的郑商盟约，不媚权贵、正直无私。据明代黄汝亨《廉吏传》记载，子产有“辞邑”之廉行，时人评曰“惠人也，而廉”。子产之廉，更在于其“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公心。子产临终告诫子太叔：“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其一生践行“宽猛相济”，以德为先，以廉为本，成为历代官员廉洁奉公的永恒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