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媒介发挥着承载和传递、连接和凝聚、疏通和导向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尽管媒介形态随着社会技术水平的提升不断创新演变，然而传播媒介在塑造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信息网络时代，传播媒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和作用更加显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2019年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指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是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在新的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切实把握和运用好包括传统媒体和网络新媒体在内的各类传播媒介，才能在这个创新变革的时代始终掌握先机，切实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媒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承载和传递信息的介体，具有自身独特的性质，具体表现为承载性、中介性、技术性和可控性等显著特征。一是承载性。信息只有附着在一定的载体上才能得以显现、传递和使用。传播媒介作为信息的载体而产生，承载性是其存在的前提和固有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所传递的内容，只有通过一定有形的载体才能成为被感知、作用于人的教育资源。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媒介，承载着思想、政治、道德、法律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传递着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其二是中介性。中介是连接主体与客体的桥梁和纽带。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传播媒介发挥着联系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功能。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离不开一定的中介，没有中介，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就不能成为现实的运动过程。其三是技术性。传播媒介作为承载、显现、传导信息的物质实体，必然有其制作材料、结构形态、作用机理等技术特征。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传播媒介承载的信息量、传播效率都在不断扩大和提高，信息传播方式也不断丰富和创新，推动着人们思维方式的变化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尤其是在今天的信息网络时代，传播媒介的技术特征显得更加突出，对教育者的知识和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支撑。其四是可控性。传播媒介是人扩大和延伸信息交流能力的工具和手段，由人所创造，也由人所控制。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只有教育者能够驾驭和支配的传播媒介，才能有效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宏观上看，人类社会自国家产生以来，对传播媒介的调控便已经开始，对政治信息传播的限制、对大众新闻媒体的管控普遍存在。传播媒介的可控性，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而言十分重要。国家对各类媒体的有效管理，是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媒介的演变贯穿在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史之中。自国家产生以来，传播媒介即成为政治系统的组成部分，担负起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使命。传播媒介的演进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印刷媒介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上千年的时间，电子传播媒介的发明和普及不过一百多年的时间，当前网络新媒体的发展日新月异，并且呈现出融合叠加的发展态势。

1．人类社会早期的传播媒介

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文明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播作为社会得以形成的要素，伴随着人类交往的基本过程。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人类便已经开始借助各种手段来进行交流和合作。在语言产生之前，原始人的传播形式是以自身为媒介的亲身传播，所使用的传播手段主要是喊叫、手势、面部表情、身体动作等。[1](P58)同时，人类也在不断学习运用多种手段来进行简单的传播活动，石头、木片和树叶等成为最原始的媒介形态。语言产生之后，人类的文明进程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进步。在原始社会，人们在口语传播的同时，还创造出特定的物体来记录活动和交流思想信息。在现有发现的人类遗迹中，各种雕塑、饰品、刻有图画的遗迹等充当着信息传播的媒介，见证着古老的人类传播活动。考古学家发现，在一些原始遗址中，氏族首领们基于对普通民众的宗教的或者超自然的信仰的控制，行使着意识形态的权力。例如在墨西哥湾拉文塔的奥尔梅克遗址中，象征物和艺术品集中反映了至少一些拉文塔居民控制了各种象征物，这些象征物是作为一种政治符号的形式存在的，给氏族部落提供了可能的意识形态权力基础。[2](P144)在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人们在劳动中相互协作和关心，服从习惯，遵守礼法。一些富有经验、阅历和见识，在群体中具有权威地位的长者通过言传身教进行风俗习惯和传统信仰的教育，培养新的氏族成员。这些长者实质上就是人类早期的思想政治教育者，他们以自身为媒介，一方面把生产生活经验传授给下一代，同时也传授着社会风尚、宗教仪式、道德规范等。

2．阶级国家形成时期的传播媒介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的形成，国家由于阶级统治的需要而随之产生。统治阶级在运用国家机器进行政治统治时，始终伴随着思想统治。从中国古代的甲骨、青铜器、简帛，到古埃及的纸莎草纸卷、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泥板，到古罗马的羊皮纸，这些原始的传播媒介承载和传递着国家的权力意志，发挥出维护社会等级与秩序的政治功能。以青铜器为例，中国的青铜时代从公元前2000年一直持续到公元前500年左右。在横跨夏商周三代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占有中心地位的青铜器，既是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代表、神圣王权政治权威的象征，也是当时礼制即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其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3](P4)青铜器的铭文清楚地表明青铜器在政治宣教中的重要作用。《礼记•祭统》有载：“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铭文最初的本意在于颂扬祖先，统治者则用来作为政治宣传和教化的重要工具。在周代的青铜铭文中，诸侯和朝廷中的公牍、委任、褒扬、廷告等占有很大的数量，许多长篇铭文也记载了周王宗庙中举行的受命仪式，作为一种政治嘉奖，用以显示和确认政治权威。[4]纸莎草纸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古老的纸质书写材料，记录了包括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和阿拉伯帝国弥足珍贵的历史信息。纸莎草纸起源于古埃及，其生产处于国家垄断的状态，最初的纸莎草纸卷多为宗教或半宗教文献，抄写工作具有神秘色彩，是神职人员的专利。由于原料相对充足、书写比较简易、携带非常方便，纸莎草纸卷在社会生产生活中逐渐得到了广泛应用，为思想的传播和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迄今考古学家已发现了用埃及象形文字、科普特文、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等六种文字书写的纸莎草纸卷，内容涉及宗教典籍、法典律令、公文信件等。[5]这些发现也充分证明了早期的传播媒介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3．印刷传播时代的传播媒介

我国东汉时期，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传播媒介由简牍等向手写纸本发生转变，到唐代手写纸质文献达到极盛时期。在我国敦煌石窟曾发现大量的古代纸抄本书籍，内容包括佛经、儒家经典等。我国最早发明印刷术，隋唐时期就出现了雕版印刷。宋代以后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专门的印刷机构，民间作坊更是遍及全国。这既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也强化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传播。14世纪下半叶雕版印刷和木活字印刷技术传入欧洲，德国人古登堡创造出金属活字排版印刷技术，由此引发出版业的革命，开启了大众传播时代。

报纸是印刷传播时代的重要大众媒介。我国宋代的“邸报”是最早的官方正式报纸，其传播对象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员以及士大夫知识分子。明朝中叶后，政府允许民间开办报房，传抄部分邸报内容进行公开发售，这就是明清两代具有重要影响的“京报”。“京报”是我国古代报纸发展的最高形式，是在邸报基础上向近代报纸的发展进步。欧洲的近代报纸是在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背景下产生的。1660年德国的《莱比锡新闻》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日报，18世纪初的英国、美国也相继出现了印刷日报。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报纸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成为各种政治力量宣传政治理念的有力工具，在政治势力的角逐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期间的新闻出版物达到300多种。19世纪30年代，英国、法国、德国先后兴起的三大工人运动，标志着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著名的工人报纸有《贫民导报》《北极星报》等，它们在组织群众、唤醒工人阶级觉悟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创办《新莱茵报》，这是世界第一份马克思主义日报，被称为“革命无产阶级最好的机关报”。[6](P17)近代以来，印刷媒介成为国家政治领域的重要角色。主流报纸作为政府“喉舌”，担负着面向广大社会成员传播主导价值观念、引导社会舆论的政治功能。时至今日，以报纸、书籍为代表的印刷媒介在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4．电子传播时代的传播媒介

广播与电视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的传播活动由印刷媒介为主进入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并驾齐驱的现代传播时代。世界上第一次的语言广播在1906年出现，并在1916年应用于政治新闻传播领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和军事的需要进一步推动了无线电广播的发展应用，并催生了现代政治传播与舆论学的研究。在随后到来的广播时代，政治传播的典型案例要数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炉边谈话”。20世纪40年代末，电视第一次介入美国总统选举，之后逐渐成为美国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传播媒介。美国总统竞选编年史专家西奥多•怀特曾指出：“电视是政治进程，电视是政治的比赛场地。今天，行动是在演播室里，而不是在密室里。”[7]我国的电视媒体作为执政党的宣传机关，从诞生起就肩负着“宣传政治、传播知识”和“充实群众文化生活”三大任务。[8](P27)中央电视台作为我国的国家级电视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是重要的思想文化阵地。例如，《新闻联播》担负着新闻舆论引导和思想理论宣传的重要职责，该节目于1978年1月1日正式开播，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同龄。

相比于印刷传播媒介，广播电视以声音、图像为主的信息形态更具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更重要的是，这种视听为主的大众传播突破了教育程度的限制，使得广大社会成员普遍获得了接受知识和信息的机会，这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5．信息网络时代的传播媒介

1969年，互联网在美国诞生，人类信息传播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1994年世界上出现了第一家网上报纸，之后数年间就超过了1500家，网络媒体迅速进入政治领域。1994年美国建立了第一个政党竞选网站，2000年开通了政府门户网站——第一政府（firstgov），实现了全美50个州以及各地区的政府网站的链接。进入新媒体时代，候选人在政治竞选过程中利用网络新媒体拉近与选民的距离，在自媒体上塑造自身的政治形象，通过网络互动有效传播其竞选纲领和执政理念，“互联网总统”的称号在多个国家相继出现。

我国自1994年正式加入国际互联网，1997年1月1日，《人民日报》正式推出网络版，标志着国家主流媒体开始进入互联网。2006年1月1日，中国政府网正式开通，这是中国在国际互联网上发布政府信息和提供在线服务的综合平台。而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两会博客”的首次开通更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网络政务建设的新发展。2011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建立，进一步加强互联网建设、发展与管理。2014年2月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强调大力繁荣发展网络文化，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在移动新媒体突飞猛进的发展形势下，我国积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立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2015年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正式成立，形成了微博、微信、客户端三位一体的新媒体矩阵。而全国2000多家报纸和近万家期刊基本都建立网站或网页，传统媒体“两微一端”的融合布局初步完成。2019年，我国媒体融合发展进入攻坚阶段，建设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在当今时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互联网日益成为驱动社会创新发展的先导力量。网络时代的崛起对意识形态领域带来深刻影响，催生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崭新形态，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不断创新与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媒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要素，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其历史变迁也在不断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变化。对这一影响的认识，我们可以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成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等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和把握。

第一，传播媒介的发展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人类社会早期，古老的传播媒介记载着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宗教活动等象征仪式。一定程度而言，这是社会政治意识的自发形成和传播阶段，也可以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萌芽形态。阶级和国家出现后，传播媒介为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提供了物质条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手段；反过来，国家对主流意识形态生产和传播的不断强化，也推动着传播媒介的发展。例如，纸莎草纸、羊皮纸和贝多罗叶曾经是埃及、罗马、巴比伦等国家的文字书写材料，我国的早期媒介包括了龟甲、兽骨、金石、竹简、木牍、缣帛等。随着造纸术的发明，印刷媒介逐渐成为世界上最普遍的传播媒介，对于思想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带来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由此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其效率、水平都得到极大提升。信息时代的到来促进了传播媒介形式和功能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态和模式也出现了相应的发展。例如，互联网革命催生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新的实践形态，社交新媒体进而改变了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地位和关系。

第二，传播媒介的变迁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发展变化。传播媒介作为人们获取信息、学习文化知识、塑造价值观的重要手段，它的发展变化影响着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发展状况。例如，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的思想禁锢在宗教意识形态之中。昂贵的羊皮纸主要用于制作宗教书籍，当时的《圣经》需用300多张羊皮，普通的一部书也要用数十张羊皮。进步思想的传播不但遭到宗教权威的政治压制，也受到媒介技术的条件限制。廉价纸媒的出现改变了文化生产的条件，印刷技术提高了思想传播的效率，从而深刻影响了社会精神领域的状况。原先为封建主、贵族或是教会上层所垄断的文化知识扩散开来，新的思想不断出现，形成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原先“禁锢在独卷手抄书内的思想，无法传播四面八方”，而印刷术流传以后，“欧罗巴吵吵嚷嚷，”“多么激动，多么震惊；熊熊的火焰，宛如狂飙，喷射而出„„”[9](P43-44)在新的思想文化传播环境下，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形成和发展规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与此相应，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规律也产生新的发展。例如在微观领域，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问题凸显出来，无论是教育对象接受社会主导思想的动力和渠道，还是其思想行为转化的规律和模式，都出现了新的情况和特点。而在宏观领域，传播媒介则改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出现了社会多样化和个体主体性提升所生成的多样化和主导性统一的问题，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系列新课题。

第三，传播媒介的变化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发展创新。传播媒介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发挥着实现教育目标、传递教育内容、连接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重要功能，其发展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古代的教化活动中，口耳相传、身教示范、礼乐结合、自我修养等是主要的方法和途径，这是与传播媒介的早期发展状况相适应的。近现代以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发展创新，出现了新闻舆论引导、影视作品熏陶、社会楷模宣传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加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传播。随着互联网传播时代的到来，网络媒体的开放性和交互性特征改变了传统大众媒体的“把关人”效应，使得思想政治信息的传播主体、载体形态、接受对象都变得多元、多样和分散。政府、社会组织以及个人都可以成为传播的主体，网站、电子邮件、论坛、微博、微信、直播媒体等多样化的新媒体手段相继产生；以往被动的听众、观众变成了主动的网众，形成了空前活跃的自媒体传播空间。可以说，网络时代的媒介变迁带来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从政治主体的单一垄断转变为多元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竞争。在新的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须努力实现其原则方法和具体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第四，传播媒介变迁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发展变革。在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活动中，无论是思想信息的调查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领导，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测、决策、实施和评估，都与信息有着密切的关系。显而易见，传播媒介是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重要手段，体现着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在大众媒体传播时代，报纸、广播、电视成为开展社会调查和反映社情民意的有效手段，媒体数据在政治选举、政府决策、政策实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信息支持、趋势预测以及效果反馈功能。互联网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空间和领域，也提供了新的管理手段。尤其是大数据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应用，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采集、分析、评估和预测能力，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科学化水平。总体而言，传播媒介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手段的现代化发展，也推动着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