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7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1966年6月田汉被关押，代国歌的歌词被禁唱。1978年换上集体填词的新歌词，各方面意见很大，且没有流行开来。1982年恢复原歌词，并正式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新政协筹备会登报征集国歌■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筹备会分为六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负责拟订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副组长叶剑英、沈雁冰，组员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陈嘉庚、欧阳予倩、廖承志。
7月4日15时，叶剑英主持召开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两个委员会：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由叶剑英、廖承志、李立三、郑振铎、张奚若、蔡畅、田汉、翦伯赞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由郭沫若、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组成。会议决定以新政协筹备会的名义公开征集国旗、国歌，推选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起草征集启事，报送筹备会常委会批准发布。
7月9日，周恩来审阅《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草案）》，当即修改并批复：“照此印送各常委，征求同意。”毛泽东、朱德、李济深、张澜、林伯渠、沈钧儒等表示“完全同意”。7月14日，征集启事送到人民日报社。《启事》第三条对国歌的要求是：（甲）歌词应注意：1.中国特征；2.政权特征；3.新民主主义；4.新中国之远景；5.限用语体，不宜过长。（乙）歌谱于歌词选定之后再行征求，但应征国歌词者亦可同时附以乐谱（须用五线谱）。从7月15日起，《人民日报》《大众日报》《光明日报》等连续8天刊登征集启事，国内外报纸纷纷转载。
8月5日，马叙伦在北京饭店六楼大厅主持召开第六小组第二次会议。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决定聘请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等专家为顾问。选稿工作设在北京饭店413会客室。经过连续五天的突击审稿，23日，第六小组召开国歌初选座谈会。与会者认为，国歌是代表国家的歌，既要有大众性又要有庄严性，而应征稿件普遍不尽理想。24日10时，马叙伦在北京饭店六楼大厅主持召开第六小组第三次会议，决定：1.从应征稿中复选13件，排印200份，以备提供参考。2.因复选出的歌词似尚未臻完善，仍由文艺家继续拟制。3.据专家意见，复选提出的歌词，经常委会通过后即制定曲谱，并登报公布、征求群众团体试唱后，再作最后选定，但需要相当长时间。此种意见是否可以采纳，请常委会决定。
在这次征集中，除国旗征集稿选中五星红旗外，国徽、国歌征集稿都没有满意之作。国徽暂缺无碍大局，而按照国际惯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不能没有国歌。马叙伦和沈雁冰在报告中说：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地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内可以完成。他们向周恩来提出，拟从现有流行的革命歌曲中挑选国歌。周恩来说：“流行的革命歌曲中，最有名的是《义勇军进行曲》。它是一首鼓舞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代表中国人民呼声的雄伟歌曲。它有长期历史，起过鼓舞全国人民斗争的号角作用，又是大部分人都会唱的歌曲，这是我个人的建议，请第六小组研究并征求委员们的意见。”
■毛泽东拍板代国歌不改歌词■
在第六小组多次讨论会上，不少人推荐《义勇军进行曲》，但也有人觉得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句应该修改。第六小组决定上报新政协筹备会，并推选郭沫若等人修改《义勇军进行曲》。郭沫若当即拟就三段歌词，于9月13日打印200份。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根据常委会的意见，决定将第六小组负责的国旗、国徽、国歌征集等工作移交给即将召开的政协会议主席团。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设立由55人组成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马叙伦为召集人。截至当日，收到应征国歌曲谱632件，歌词694首。
9月25日20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听取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问题的意见。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应邀参加。马叙伦汇报了第六小组关于国歌的讨论结果，根据目前情况国歌一时制定不出来，是否可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
画家徐悲鸿说：有些国家在没有正式国歌前，往往指定代国歌。苏联建国之初，曾以《国际歌》为代国歌。法国国歌《马赛曲》就是一支悲壮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与它差不多。抗战中它唤起了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今天它仍将鼓舞人民以昂扬的精神继续前进。
李立三说：《义勇军进行曲》曲子很好，但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妥，最好修改一下。张奚若、梁思成、黄炎培、田汉等人认为这首歌曲已是历史，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作修改。周恩来说：“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最后，毛泽东总结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胜利了，但是还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大家鼓掌表示赞同。会议结束时，全体起立合唱《义勇军进行曲》。
9月26日，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在北京饭店东餐厅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在正式国歌定下来之前，暂以《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
9月27日，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通过四个决议案，其中关于国歌的决议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在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9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谱。10月1日15时开国大典，解放军军乐队演奏了《义勇军进行曲》，这是《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奏响。
■《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经过■
1931年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1932年初又向上海发动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不做亡国奴”成了全国人民的心声。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游击队积极抗日外，还涌现出了东北义勇军、上海市民义勇军等抗日组织。上海文艺界也掀起了创作救亡电影、救亡歌曲的热潮，从1931年9月至1935年2月，左翼剧团联盟党团书记田汉创作了20多部宣传抗日救亡的戏剧、电影，以及几十首救亡歌曲。
田汉（1898—1968），湖南长沙人，9岁父亲病故，1912年就读于长沙师范学校，1916年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他与郭沫若等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1926年，他在上海与唐槐秋等人创办南国电影剧社。1928年，他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组建南国艺术学院，同年秋成立南国社，以推进新戏剧运动，并多次到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演出。1930年3月，田汉作为发起人之一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被选为执行委员。接着，他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同年6月南国社被查封，左翼剧团联盟改组为左翼戏剧家联盟。1932年，田汉加入中国共产党。
上海电通公司是左翼影界人士抗日的阵地，由夏衍、田汉、阳翰笙、于伶等人在幕后领导。1934年12月，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桃李劫》上映，其主题歌《毕业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成为当时的流行歌曲。第二部电影是田汉编写梗概的《风云儿女》，反映从东北流亡到上海的两个青年人奔赴抗日战场的故事。田汉在影片结尾为主人公、诗人辛白华设计了一首长诗，因“催稿甚急”，长诗只写了一节：“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
1935年2月19日晚，田汉拜访即将赴苏联访问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刚返回家就被捕了，被关押在上海市公安局拘留所。田汉被捕后，另一位共产党员、戏剧家夏衍接手《风云儿女》的梗概写成电影剧本。记录田汉诗稿的那页薄纸，是稿本的最后一页，其中“大炮飞机”被茶水浸湿了，辨认不出来，夏衍将其写成“炮火”。聂耳主动要求为田汉的诗稿作曲。1933年初，田汉与赵铭彝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算上《义勇军进行曲》，聂耳与田汉合作了14首歌曲。为了让曲调和节奏更加鲜明有力，聂耳和电通公司工作人员孙师毅商量，在不影响歌词内容的前提下，对田汉的歌词作了字句上的修改。
聂耳（1912—1935），云南玉溪人。在短暂的一生中，聂耳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贫困之中。出于对音乐的热爱，他自学了二胡、三弦、月琴、风琴等乐器。1927年，聂耳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并积极投身到学生运动中，1928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7月，聂耳为躲避追捕，取道越南、香港来到上海。1931年3月，他考进联华影业公司的音乐歌舞学校，接着又考入明月歌剧社，担任小提琴师。1934年4月，在党组织安排下，聂耳到英国人经营的百代唱片公司负责录音，后升任音乐部副主任。他与安娥以灌制唱片为名，录制了一批进步歌曲的唱片，并灌制了自己创作的22首歌曲。
1935年1月，聂耳出任联华影业公司二厂的音乐部主任，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258号3楼，开始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田汉自由体的歌词长短不一，最多的一句有14个字。尽管作曲有相当的难度，但聂耳对田汉充满战斗气势的歌词深有同感，认为田汉的歌词同样表达了自己的心声。聂耳对朋友许幸之说，他是受了《国际歌》《马赛曲》的影响，而《义勇军进行曲》比《国际歌》更明快，比《马赛曲》更激昂。后来，田汉说：“聂耳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但他天赋甚高，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又勇于学习。他善于处理别人很不容易驾驭的语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一个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是被认为很不易驾驭的，而他处理得很自然、有力。”
■义勇军进行曲》成了聂耳的绝唱■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得知聂耳被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安排他出国暂避。1935年4月14日，聂耳到上海电通公司摄影棚，用简谱试唱《义勇军进行曲》，并听取了司徒慧敏、张云乔等人的意见。4月15日，聂耳带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初稿，从上海汇山码头乘“长崎丸”号轮船到了日本东京。
5月初，孙师毅和司徒慧敏收到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定稿，交给贺绿汀配乐，并邀请苏联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配器。导演司徒慧敏、郑君里，编导金山，演员袁牧之、顾梦鹤、施超，歌唱家盛家伦临时组成合唱队，到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录制《义勇军进行曲》。5月9日灌制成唱片，并将它转录到《风云儿女》的胶片上。5月10日，上海电通公司向上海市民散发《义勇军进行曲》词谱，并在报刊上公开发表。5月24日，上海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首映电影《风云儿女》。一时间，《义勇军进行曲》响遍上海的大街小巷。
6月2日，旅居日本的聂耳为中国留学生介绍并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7月17日，聂耳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遇难，年仅23岁。
■《义勇军进行曲》在海内外广泛传播■
《义勇军进行曲》一诞生就唱遍上海，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兴起，又唱遍烽火遍野的中国大地。美国友人爱泼斯坦写过一篇题为《反抗的歌声》的文章，谈到20世纪30年代在天津他第一次听到《义勇军进行曲》的场景。1938年5月，爱泼斯坦路过天津青年会堂体育馆时，远远地听到一阵有力的歌声，每一句都像一个口号。原来是天津青年会的秘书刘良模在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爱泼斯坦说：“这种类型的歌曲只要听到一次就会终生难忘。它的急促而充满胜利信心的词句，像是一位紧张得喉咙沙哑的指挥员在战斗打响之前作动员报告。”
1938年7月7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抗战一周年纪念大会，《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大会主题歌。在抗日战场上，《义勇军进行曲》是战斗的号角，它不仅是八路军的军歌，也是国民党军的军歌。
1940年，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不仅自己演唱，还在纽约组织华人、华侨合唱团合唱，并为《义勇军进行曲》等中国革命歌曲灌制唱片，命名《起来》，宋庆龄撰写序言。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义勇军进行曲》在新加坡、马来亚等东南亚地区广为传唱。英国、美国、苏联、印度等国的国家广播电台经常播放《义勇军进行曲》。1944年，《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的开始曲。在二战即将结束之际，盟军凯旋的曲目中，也有《义勇军进行曲》。
1949年4月，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中国代表团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受到热烈欢迎。
195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聂耳》，影片结尾是聂耳站在远航轮船的甲板上。周恩来建议改成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边行进边唱《义勇军进行曲》。他说：“《义勇军进行曲》应该唱到天安门，多少人是唱着这支歌走上革命道路的啊。”
■《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国歌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命运跌宕起伏。1966年6月，田汉失去了自由。田汉还被扣上“叛徒”的帽子，与周扬、夏衍、阳翰笙成为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始终存在的一条“又粗又黑的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1968年12月10日，田汉冤死狱中。
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被禁唱10年以上，那时正式场合只可以演奏曲谱。1976年10月后，有人以“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代国歌的歌词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为由，提议重写国歌歌词。1977年10月至12月，国歌征集小组收到全国69个单位推荐的318首应征歌词。
1978年3月5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集体填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新歌词是这样的：“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
新国歌并没有传唱开来，不少人认为它与老歌词没法比，内容、文字韵律都推敲不够，且缺乏激情、形象性，只是拼凑了几个口号。作家陈登科是坚决反对国歌新歌词的代表人物之一。陈登科是江苏涟水人，1938年开始发表作品，1940年参加涟水县抗日游击队，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盐阜大众报》、新华通讯社合肥分社记者，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主席，大型文学双月刊《清明》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共八大代表，第三、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陈登科说：我们是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走上抗日战场的，唱起它就想到中华民族的危亡，抑制不住为祖国人民献出生命的激情。至于新歌词从感情上就接受不了，硬凑的歌词空洞无味。因为当时词作者田汉还是“敌人”，陈登科没有写出正式提案。
1979年4月25日，田汉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邓颖超、宋庆龄等参加。6月召开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陈登科递交关于恢复《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提案。理由有三条：一、原国歌词曲是毛主席亲自参加选定的，经历届全国人大代表通过。二、新歌词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很粗糙，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对它反映冷漠，缺乏激情，且不易上口。经询问上百位全国人大代表，绝大多数不会唱新国歌。全国人大代表都不会唱自己举手通过的国歌，岂不是个大笑话？三、原词作者田汉同志已经平反，并有了明确结论。他的作品也应平反并受到充分的尊重。现在抽掉原词，以集体填词充数，这对国家的尊严、艺术的完整性都是不严肃的，甚至使人感到有些不伦不类。
针对有人提出的《义勇军进行曲》“过时论”，陈登科说：1792年法国大革命时期马赛工人唱着《马赛曲》开进巴黎，一直唱到今天也没有改词。我们的国歌在历史上起到过巨大的鼓舞作用，有着伟大的历史功绩。今天它仍在教育、激发年轻一代人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它永远不会过时。
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四次会议期间，陈登科继续递交关于恢复《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提案。1982年12月3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草案）的说明》：“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在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这首国歌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体现了居安思危的思想，激励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多年来已经深入人心。1978年本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改定国歌歌词，各方面一直有不同意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许多代表，宪法修改委员会许多委员和各界人士都建议恢复国歌原词。因此，大会主席团建议这次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撤销本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国歌的决定，请大会予以审议。”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由叶剑英委员长主持，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决议，恢复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撤销1978年3月5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定》。
1984年8月1日，中央宣传部拟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奏唱的暂行办法》。8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对升降国旗和唱国歌提出具体要求。
■国歌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出台■
1954年9月20日，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只对国旗、国徽有明确说明，没有提及国歌。1988年、1993年、1999年，全国人大三次通过宪法修正案，而国歌仍然没有进入宪法。2003年4月和8月，中共中央两次征求对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意见。安徽、山东、江苏、陕西等省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均建议在宪法中写上国歌，理由是国歌与国旗、国徽一样，都是国家主权的象征。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建议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写进《宪法》。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第四章章名“国旗、国徽、首都”修改为“国旗、国歌、国徽、首都”。第136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2014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歌奏唱礼仪的实施意见》。
2017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召开关于国歌立法的座谈会，解放军军乐团原团长、艺术总监于海应邀参加。于海是全国政协委员，2003年起担任解放军军乐团团长，他连续十年呼吁为国歌立法。1970年国庆节，考入解放军军乐团仅一年，15岁的于海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演奏国歌。1984年国庆节，他担任解放军联合军乐团的分指挥。1999年、2009年国庆大阅兵，他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总指挥，并在北京奥运会等重大活动中指挥演奏国歌。于海说：现在很多大学生写不出国歌歌词，有些小学生更是把国歌理解得乱七八糟，社会上也有不尊重、亵渎国歌的现象。国歌是国家的第一声音，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1990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经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1991年3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经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在《国旗法》《国徽法》实施20多年后，2017年9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国歌法》规范了国歌的奏唱、播放和使用范围，习近平签署第7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予以公布，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