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舆论引导工作的重要论述形成了结构完整、逻辑清晰的思想体系，回应了学界业界关心的焦点问题，是新时代做好舆论引导工作的指南。在理论逻辑上，习近平首先指出舆论引导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明确做好舆论引导工作的意义，同时着眼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遵循舆论传播规律，构建了舆论引导的大宣传格局。深入理解习近平关于舆论引导重要论述的逻辑理路有利于提升舆论引导的自觉性，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

习近平着眼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和国家前途命运来思考舆论引导问题，并且在重大问题上亲自参与引导舆论，为做好新时代舆论引导工作奠定了主基调。

1． 舆论引导关乎意识形态领导权

在政治实践的历史上，舆论历来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更是如此。同时，社会生活中的变化趋势也在舆论当中反映出来，因此，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掌握舆论阵地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习近平从维护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角度强调舆论引导的意义，既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盛与低潮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也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出的宝贵经验。舆论处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最表层，具有反映民意、维护社会共同价值观和指示意识形态最新变化的作用，很多思想理论体系最初都是从舆论开始，经过思想家的提炼形成的。习近平从不同角度说明了舆论引导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好的舆论可以成为发展的‘推进器’、民意的‘晴雨表’、社会的‘黏合剂’、道德的‘风向标’，不好的舆论可以成为民众的‘迷魂汤’、社会的‘分离器’、杀人的‘软刀子’、动乱的‘催化剂’。”[1](P38)在当代中国，舆论状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水平的反映，提升舆论的质量、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展现出大国公民应有的风采，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

2．舆论引导与具体工作相互促进

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群众的意见很多时候是零散的，需要我们从舆论当中挖掘有益的因素，习近平在谈到群众路线的时候说：“各级干部要多沉下身子、走近群众，就从严治党问题多向群众请教。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意见是我们最好的镜子。”[2](P101)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稳步推进，取得了很多成效，其中引发舆论强烈关注的就有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八项规定”在一段时间里成为人们议论最多的话题。针对舆论中的部分疑虑，习近平指出，“随着反腐败斗争持续深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舆论倾向和氛围。„„对这些模糊认识和错误言论，必须加以辨析、引导，驳斥错误言论，化解消极情绪，消除偏见误解，说清楚我们党反腐败不是看人下菜的‘势利店’，不是争权夺利的‘纸牌屋’，也不是有头无尾的‘烂尾楼’，从而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良好舆论氛围。”[3](P30)舆论引导不仅面向国内，在我们走向国际、承担大国责任的过程中同样需要营造有益的舆论环境。习近平认为，做好舆论引导也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工作内容之一，“讲好‘一带一路’故事，传播好‘一带一路’声音，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舆论环境”。[4](P502)

3.在重大问题上参与引导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集中回应了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问题，这些框架性的论述对引导具体舆论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其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性质，近年来国内外舆论中存在一些迷惑性的认识，“资本社会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是其中的代表性观点，习近平明确指出这些都是错误言论。“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就是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5]其二，关于中国过去几十年探索社会主义的进程，有人以反思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来否定党的领导，有人以反思改革的方式否定改革开放，总之是以相互对立的方式理解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习近平认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但本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两者不能相互否定。其三，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习近平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为世界提供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而不是输出中国价值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通过出访期间的会谈、交流和演讲，参加多种国际会议，在一些国家的主流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等形式，阐述中国道路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说明中国人民追求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历程，表达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和主张。“这就是做思想舆论工作，就是到国外去做思想政治工作。”[1](P210)通过在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权威阐述，国内外舆论中的模糊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澄清。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互联网在舆论传播中的作用都在发生变化，习近平舆论引导论述的创新性需要结合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来阐释。

1.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的创新论述

舆论的总体倾向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存在紧密联系。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阐述社会主要矛盾时指出，我国很快就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包含越来越丰富的内容，不仅包括物质方面的追求，还涵盖民主、法治、公正、安全等方面的多重期待。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一定会在舆论中反映出来。近年来的舆情调研也反映出国内舆论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多元需要上。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使得舆论中出现了一些复杂因素，当社会主要矛盾是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时，舆论的关注点较为单一，很多舆论问题会随着经济增长自然解决或暂时搁置，而美好生活需要包含多个维度，加上随着社会领域的分化，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也渐趋多元，凝聚舆论共识相比以往难度更大。习近平划分了思想舆论领域的三个地带，一是由主流媒体和网上正面力量构成的红色地带，是我们必须长期坚守的阵地，二是由网络空间和社会上一些负面言论构成的黑色地带，乃至一些敌对势力制造的杂音，是应该正确估量和精准防范的。“第三个是灰色地带，处于红色地带和黑色地带之间。对不同地带，要采取不同策略。”[1](P30)舆论中的红色地带和黑色地带因为有比较明确的论述，应该如何应对也相对清楚，比较困难的是对思想舆论领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灰色地带的引导。针对灰色地带，我们不能笼统地给出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而是需要针对每个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2.在中国与世界的交融中引导舆论

随着中国各方面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国际形象会有一个自然提升的过程。习近平指出，“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在加深，中国道路愈来愈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这为我们做好思想舆论工作提供了重要机遇。”[1](P209)不过，目前国际舆论格局仍是西强我弱，习近平也分析了其中原因，比如虽然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但其他国家对我们的误解并不会马上消除；我们还没有做好话语体系建设，在构建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随着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变化，中国在国际舆论引导上的角色也在发生转变。以往作为后发国家，我们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先发展起来的国家的经验教训，而当中国同世界各国面临很多共同问题时，这种处境要求我们在舆论引导中贡献更多的原创思想。“世界怎么了？应该怎么办？过去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感到迷茫，现在一些发达国家也感到迷茫。”[6](P4)习近平的国际舆论引导理念，核心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历程出发，从时代精神的高度，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3.把互联网转化为舆论引导的“最大增量”

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生产力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习近平从生产力的角度理解互联网，也是对新时代历史方位的诠释。“网信事业代表着新的生产力、新的发展方向。”[7](P4)这种诠释并不是从国内国际环境出发，而是从历史时段划分的标准出发。近代以来，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的机遇，未能同世界上先进国家实现同步发展，在之后的几次工业革命中，中国坚持自力更生、对外开放，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中国的互联网虽然起步较晚，但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我们做好网络舆论引导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拥有庞大的网络用户规模和市场潜力是我国发展互联网事业的独特优势，这为我们应用最先进的舆情分析技术提供了条件，因为在舆情研判中应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手段必须以大量的用户数据为前提。互联网影响着当前人类交往的最新形态，在很多方面颠覆了原有的舆论引导机制。网络普及之前，大众媒体是舆论传播的最主要渠道，而网络传播平台则是由传统媒体和互联网企业共同参与建设；网络传播的非线性、去中心化特征使得舆论传播突破了以往信息流动中的结构，传统的信息流通秩序被打破；网络传播技术的不断更新使得一些原本未受关注的小众平台成为舆论热点的发源地，要求舆论引导工作更加精细化和分众化。以上这些因素给网络舆论引导带来了新的挑战。对这些挑战的回应，能够使中国共产党舆论引导工作超越大众传媒时代舆论引导的基本框架，实现理念、内容、话语、方法、组织模式等方面的全面升级，把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转化为“最大增量”。

习近平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一门科学，必须按照规律办事。”[1](P46)舆论引导既要讲政治的要求，也要讲新闻传播的规律，只有按照规律引导才能提高引导水平。

1.以促进媒体融合为抓手

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的变化使得部分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在下降，尤其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获得新闻和认知社会的方式同上一代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个背景下，习近平提出了媒体融合战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不是取代关系，而是迭代关系；不是谁主谁次，而是此长彼长；不是谁强谁弱，而是优势互补。”[8]新媒体时代仍然要坚持新闻生产的专业化道路，坚持内容为王，以切中现实的理论、高质量的新闻产品、及时权威的评论等提升舆论引导的能力，使得新兴技术有助于引导舆论而不是解构主流意识形态。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面临比较严重的分化，一方面中央级媒体借助原有优势迅速占据新媒体传播高地，在与各种自媒体的竞争中仍然保持较大优势，而很多基层传统媒体则由于内容生产方式、分发渠道、话语方式等的同质化，减弱了舆论引导能力。在这个背景下，近年来县级融媒体平台建设中尝试将县域生活的资讯服务和主流意识形态内容高度整合，在舆论引导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网络交流表面上看是去中心、无边界的，但从网络基础设施、网络平台和信息产业的角度来看，网络交流的根基在有形的物理空间。“加强对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落实谁主管谁主办和属地管理，防止给错误思想观点传播提供渠道。”[1](P54)网络时代的舆论引导要坚持守土有责，但也要全面理解“守土”的内涵，“守土”更强调舆论引导工作的阵地意识、事业意识，而不能把它狭隘地理解为部门职责和行政区划，这样才能应对网络时代舆论传播跨时空的特点。

2.综合运用多种引导方法

舆论引导中的“引导”是一个包含多种层次的概念。习近平指出，对待网民的意见，不能提出过高的要求和期待，“对建设性意见要及时吸纳，对困难要及时帮助，对不了解情况的要及时宣介，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让互联网成为我们同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台。”[7](P8)在长期的舆论引导工作中，我们逐步形成了多种行之有效的、针对性的引导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是舆论引导中最为有效也最容易理解的方法。在人们对某项公共政策不理解，或者对某个问题的处理方式不赞同时，通常是用解决人们关切的问题的方式来引导舆论。舆论是公众针对具体事件表达的意见，是政治决策的纠错机制之一，对广大群众进行引导也是政治沟通的机会。学术辨析主要针对由于对某些思想理论问题的不理解和历史事实的模糊认识引发的舆论，很多舆论是在专业领域产生的，从学术争论开始，逐渐蔓延到整个社会，专业领域的舆论是以“学术成果”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必须通过学术辩论的方式才能真正实现引导舆论。习近平多次强调舆论的多样不能超越了宪法法律界限，这是坚持舆论引导的底线思维的表现。基于这种底线思维，我们会发现法治方式的运用是近年来舆论引导中的突出特点，尤其是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舆论。法治思维和方式有比较明显的特点，它对舆论中某些错误倾向的认定更加科学、规范、合法化，在之后的同类舆情事件上具有示范意义。

3.坚持正面宣传和舆论监督相统一

以正面宣传为主是党和国家在长期的宣传思想工作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它是对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坚持正确导向的总体要求，而不是说只能报道正面消息。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既是实事求是的表现，也符合我们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就前者来说，要正确认识主流和支流、成绩和问题的关系，肯定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认识到我们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舆论引导过程中凸显社会健康向上的本质；就后者来说，随着国内外局势的深刻变化，我们正在面对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挑战前所未有，只有在舆论引导中激发全党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力量，才能凝聚起回应各种挑战的磅礴力量。舆论引导既要激发舆论的活力，反映人民的心声，凝聚人民的智慧，实现舆论的监督功能，又要维护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形成秩序良好的舆论氛围，这同样需要尊重舆论引导的规律。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不意味着不能有批评的声音，习近平强调：“对网上那些出于善意的批评，对互联网监督，不论是对党和政府工作提的还是对领导干部个人提的，不论是和风细雨的还是忠言逆耳的，我们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7](P9)舆论监督能够起到政治沟通和政策反馈的作用，使得党和国家综合更加丰富全面的信息进行决策，避免传播失灵。

舆论引导不能仅靠宣传部门、新闻舆论部门来完成，而是要全党一起来做，形成大宣传格局。在这种格局中，不同主体根据不同的分工发挥各自的作用形成整体协同的局面。

1.加强党对舆论引导工作的领导

党性原则是具体的，在舆论引导过程中，坚持党性原则的核心是确保党对舆论工作的领导权，各级各类媒体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管媒体是把各级各类媒体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这个领导不是‘隔靴搔痒式’领导，方式可以有区别，但不能让党管媒体的原则被架空。”[1](P42)习近平注意到，目前在舆论引导问题上存在着很多干部不想管、不会管和不敢管的问题，在谈到加强网络舆论引导时，他有针对性地指出，“做这项工作不容易，但再难也要做。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不要怕别人说什么”。[1](P30)这些话体现了意识形态管理上的自信。加强党对舆论工作的领导不能把维护稳定同教育群众割裂开来。党性和人民性向来是统一的，理解两者关系的关键在于整体地理解党性和人民性概念，否则就容易在舆论引导中将党和人民群众对立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第11期/总第263期49来。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不仅是对舆论引导的立场、站位的规定，也是对学界关于舆论的质量、舆论如何能够引导等问题的回答。习近平指出：“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1](P26)舆论引导不仅是着眼于党和国家的稳定发展，对群众追求美好生活也多有裨益，两者是统一的。

2. 宣传工作者要提升舆论引导水平

舆论引导工作是做人的工作，人在哪里，工作的重点就在哪里。党员领导干部要善于用网，在网上听取民情。“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7](P7)党对舆论引导工作的领导也需要考虑网络时代舆论领域的分化，重视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获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在新时代的舆论引导工作中，习近平也创造性地展现了做好统战工作的重要意义。网络空间虽然是舆论的重要策源地，但网络空间中的各种力量的性质不同、角色不同，习近平指出，包括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领袖在内的网络人士中，有些通过经营网络基础设施来“搭台”，有些专门从事内容生产，他们往往能左右一时的舆论走向。“要把这些人中的代表性人士纳入统战工作视野，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引导其政治观点，增进其政治认同。”[4](P325)思想理论工作者的政治素养、理论水平、业务能力直接关系到舆论引导的效果。善于从政治的眼光看问题，就是要懂得风起于青萍之末的道理，避免个别舆情事件演变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和舆论漩涡。思想理论工作者的政治人格、职业人格优先于个人人格，“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新闻舆论工作者代表党和政府，这种信任弥足珍贵。党的新闻舆论战线的同志不是自由职业者，不是自由撰稿人，而是党的事业的一分子”。[1](P49)思想理论工作者是一个统称，其中包含多种职业分工，这些人在不同的岗位上都在做舆论引导工作。舆论引导不仅是新闻界的工作，不是随时都面向全社会发声，在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中回应现实问题也是在做舆论引导工作。各个岗位上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在中国发展的大局中找到自己工作的定位，就能够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3.互联网传播平台担负主体责任

网络传播平台主要由互联网企业来运营，企业负责提供传播的基础设施，很大程度上还推动传播方式的改变。网络舆论传播平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市场化经营的，这些平台既具有企业属性，又具有媒体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因而企业在舆论引导中的作用不可小觑。企业由于营利的需要，会尽可能地减少传播限制以增加用户数量、提升用户黏性，很多新闻传播平台实行的大数据个性化信息推送，很多时候并没有反映舆论的状况，而是平台自身追求利益的体现；在舆论热点中，水军现象的持续存在也使很多舆论问题更加扑朔迷离。互联网企业既然掌握着如此重要的传播平台，掌握着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资源，不能只顾追逐市场利益而忽略社会责任。“网上信息管理，网站应负主体责任，政府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监管。”[7](P20)面对互联网在舆论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国家和企业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只有建立互联网主管部门和企业之间协作协调的关系，才能走上对网络舆论齐抓共管、良性互动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