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9年1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明确提出了“扶持进步势力、争取和影响中间分子，促进他们进步”，以及“广交朋友，以诚相待，思想见面，真诚合作，患难与共”的工作原则和方针。
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把统一战线称为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之一，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其他进步势力团结合作，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对取得抗战胜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抗日战争胜利后，各民主党派加入了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行列。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路线和纲领的前提下，对民主党派的一些不同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但有利于反对独裁内战的政治主张给予肯定，支持他们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尊重和维护民主党派的地位，帮助解决国民党当局给他们制造的实际困难；关心和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对他们中少数人在重大问题上的严重政治错误进行严肃的批评，作必要的斗争。所有这些，巩固和扩大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促成了旧政协会议的成功召开。在全面内战爆发后，民盟与共产党共同拒绝参加国民党包办的伪国大，救国会、民联等民主党派发表声明否认伪国大。各民主党派在大中城市里积极组织、参加、声援民主运动，形成了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不仅在谈判桌上与国民党艰难地协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还充分利用时间，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
毛泽东、周恩来多次会见国民党上层人物，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国共合作，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立场和诚意。除与蒋介石的会晤外，毛泽东还利用宴请的时机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包括国民党顽固派广泛接触，并专门会晤了于右任、戴季陶、白崇禧、何应钦、吴稚晖、孙科、陈立夫等人，向他们介绍中共对抗战胜利后时局的看法和政策，介绍全国人民反对内战、独裁的呼声，敦促他们接受“和平建国”的主张。
1945年8月30日下午，毛泽东等拜访了宋庆龄。9月6日晚，宋庆龄以“保卫中国同盟”主席的身份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后又多次晤面。毛泽东、周恩来对宋庆龄忠诚不渝地信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进行不懈的斗争，不计个人安危，献身国家民族的革命气节表示由衷的敬意。
冯玉祥是受蒋介石集团排斥的著名将领，同周恩来、董必武早有来往。1945年8月28日，当毛泽东等抵渝时，冯玉祥派夫人李德全代表他到机场欢迎，并邀请毛泽东共进晚餐，饭后，两人又一起讨论了国际形势，交流了对国共两党谈判的看法。毛泽东对冯玉祥的进步倾向表示赞许。
柳亚子是毛泽东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时期的老朋友。8月31日，毛泽东在桂园（张治中将军的公馆）宴请王昆仑、柳亚子、屈武等人，就国内团结问题交换意见。毛与柳吟诗唱和，成为人们相互传诵的佳话。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抵达重庆九龙湾机场时，张澜、邵力子、郭沫若等前往欢迎
毛泽东离开重庆时，张澜亲往机场相送
张澜早在五四时期就听说过毛泽东，但从未晤面。8月28日，张澜到九龙坡机场欢迎毛泽东来渝。9月2日，张澜又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在“民主之家”特园（民主人士鲜特生先生的公馆）欢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鲜英、沈钧儒、黄炎培、张申府、左舜生等做东招待。毛泽东一进特园，就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到家里了。”宴会后，张澜写了《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分送重庆《新民报》、成都《华西晚报》刊载。信中说：“国共团结问题，关系整个国家民族前途甚大……今日商谈内容，似应随时公诸国人，既能收集思广益之效，更可得国人共商国是之实。”“政治必须彻底民主……所作成之解决方案，必须不与国人之公意相违。”10月初，当张澜得悉蒋介石指令杜聿明以武力逼龙云到重庆任职，而免去其在云南的一切职务的消息时，对毛泽东在渝的安全甚为担心，立即派人告诉周恩来，敦促毛泽东早日离渝返延安。
当毛泽东到达重庆后，许德珩表示，他和夫人劳君展很想同毛主席面谈。9月12日，毛泽东邀请许德珩夫妇到红岩村晤谈，并设午宴招待。许德珩谈了“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活动情况。毛泽东建议：既然有许多人参加，就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许德珩表示，我们也在考虑这样做，不过担心成立组织人数太少。毛泽东向他指出：人数不少，即使少也不要紧，你们都是在科学、文教界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意见和看法，不是也起到了很大的宣传作用吗？许德珩采纳了这个建议，经大家协商，决定成立由褚辅成、许德珩、张西曼组成的“九三学社筹备会”。翌年5月4日，“九三学社”正式诞生。这一组织在科学界、教育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会见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的领导人王昆仑、屈武、侯外庐、许宝驹、谭惕吾、于振瀛、曹孟君、倪斐君等人，听取了他们对时局的看法。毛泽东同他们谈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强调“和为贵”。毛泽东兴致很高，共长谈达10个小时。当王昆仑谈到《红楼梦》的研究时，毛泽东也开怀畅谈，旁征博引，从《红楼梦》讲到《西游记》，讲的是史册古籍，却都切中时弊，针砭国民党独裁统治，这种以古喻今，妙语连珠的谈话，使在场的人听得入了迷，忘记了时辰，无不为之感佩。
毛泽东于9月3日在桂园会见了郭沫若、翦伯赞、邓初民、冯乃超、周谷城、于立群等人。毛泽东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以及人民渴望民主与和平的愿望，指出：“和平总是要到来的，然而要达到目的是很不容易的。”
为了扩大影响，多做工作，毛泽东、周恩来还于9月15日设宴招待了中国青年党在重庆的中央委员左舜生、何鲁之、常燕生、陈启天、余家菊、周谦冲等人。毛泽东于9月22日会见了民社党负责人蒋匀田，在谈及国共两党会谈中在解放区政权与人民军队问题上出现僵局时，毛泽东说，贵党领袖张君劢先生给我的一封公开信，“想你亦必阅过。在那封信里，他主张我们将军队交给蒋先生，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10月10日毛泽东又会见中国青年党负责人曾琦，商谈民主同盟和青年党的问题。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多次会见中外记者，并举行记者招待会。9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邀出席蒋介石为抗战胜利而举行的招待中外人士茶会。会间，毛泽东接见并回答了《新蜀报》记者的提问。他强调指出，中国除走和平、团结、民主的道路外，决无他道可循。次日，毛泽东在接见重庆《大公报》记者时说，我国政令军令应该统一，然而统一之政令军令必须建于民主政治之基础上，只有包括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之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是，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给人民以幸福。9月20日，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应邀出席《大公报》设的午宴。席间，对该报负责人王芸生提出的“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的问题，毛泽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宴毕，毛泽东为《大公报》社职工题字：“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周恩来等还广泛地会见了大后方工商界、文化界、新闻界、妇女界等社会各方面人士，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对战后时局的分析和采取的方针政策，热忱感谢大后方进步人士对共产党的支持，鼓励他们继续为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毛泽东特别对民族工商业人士指出：在帝国主义掠夺和官僚买办的统治下，中国民族经济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只有结束国民党的政治独裁和经济压迫，建设一个民主团结的新中国，才是发展民族经济的唯一正确道路。这使工商界人士逐步认识到改革政治，是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并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保护政策。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会见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三名士兵
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重庆还会见了许多外国人士和朋友。毛泽东对各国援华救济团体及人士在抗战时期给予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的诸多帮助表示诚挚感谢，并希望各国朋友继续发展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同中国人民结成的友谊，支持战后中国人民争取国内和平民主的斗争。毛泽东还特意接见了日本反战进步作家，表示了对所有在华的日本进步人士的赞许和慰问。毛泽东等还在融洽的气氛中同许多国家驻重庆的使馆官员进行了会晤，显示了中国人民同各同盟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团结精神。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外交战线上卓有成效的工作，打破了蒋介石历来垄断的一党外交局面，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对中国革命的严密封锁和对中国共产党对内对外政策的诬蔑，增强了世界人民和国际有识之士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谈判期间，卓有成效地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这些活动形成了一股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强大政治和舆论力量，不但推动了国共谈判朝着有利于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方向发展，而且孤立了国民党当权者，赢得了人心，把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区域的统一战线工作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中说：“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也不赞成蒋介石的政策。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
在1946年初召开的政协会议上，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各民主党派和进步势力携手合作。
在代表名额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与民盟密切合作。政治协商会议最初商定的名额是：国民党9人，共产党9人，民盟9人，社会贤达9人，共36人。后来，国民党为了拉拢青年党，对民盟进行分化瓦解，以孤立共产党，硬要民盟让出5个名额给青年党。这期间周恩来等人一再到特园向民盟负责人表明态度，民盟9个代表席位不能动，不能让步，“希望民盟坚持这个意见”，“并鼓励民盟内部除青年党外，今后要加强团结，准备在政协会中共同斗争。”最后商定的结果是青年党单独参加政协会议，不占民盟名额，由中国共产党让出2名，国民党让出1名，总名额增加到38人，民盟维持9个名额不变。最后确定的名额是：国民党8名，共产党7名，民盟9名，青年党5名，社会贤达9名。由于中国共产党主动让出两个名额，解决了民盟的名额问题，粉碎了国民党妄图通过分化和削弱民盟，操纵“多数”，以控制政协的阴谋。从此以后，青年党从民盟分裂出去，政治上与国民党站在同一立场，和中国共产党、民盟对立起来。
中国共产党与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结成了反内战反独裁的政治联盟。会前中国共产党与民盟有一个“君子协定”，即对政协会上各种重大问题的讨论，中国共产党与民盟都要事先交换意见，取得一致。开会期间，“共产党同民盟双方的代表每天晚间总是聚在一起共同讨论这些问题。”“白天开会，晚上到特园碰头，互相交换情况和意见。”
关于改组国民政府问题，由会议的政治组商讨。中国共产党代表王若飞、陆定一和民盟代表沈钧儒等参加。在讨论中，国民党代表王世杰从坚持一党专政出发，提出了“扩大政府组织案”，企图用增加几个政府委员，吸收几个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代表到政府中做官的办法来抵制改组国民政府，使其一党专政合法化。并提出国府委员会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其权力只限于讨论和决定“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和“财政计划及预算”等，而无人事任免权。国民党政府主席对委员会的决议有紧急处置权和相对否决权。共产党和民盟代表反对这一提案。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指出，国府委员会应为最高决策机构，有权决定人选；国民政府必须改组，废除一党专政，“各党派和无党派分子应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一切部门”。民盟代表支持共产党的主张，并提出了改组政府的理由和三原则，强调改组政府，必须有共同纲领作为施政的共同准绳；决策机关要真能决策；各方面人参加执行机关，要使它真能执行。关于国府委员名额分配的问题，民盟和中国共产党一起与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一问题，虽然最后也没有达成一致，但也没让国民党占多数的方案通过。
关于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问题，国民党坚持以1936年5月5日的“五五宪草”为张本，经过形式上的修改而作为“宪政时期”的根本大法。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这一提案。周恩来指出：“国大旧代表选举在10年以前，那时一党统治，中国共产党处在地下，许多党派也无选举权，选举方法根本不是直接、平等、普遍与自由无拘束的民主选举，这样选出的代表，我们当然不能承认他们为合法代表。”邓颖超指出：“对旧的违反民主原则，违反孙中山先生遗教的东西，必须修改，而不应该照旧不变。”民盟代表也反对国民党的提案，指出，国民党是以“维持10年前的旧代表有效，来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要求“国民大会开会之日，应即为国民党党权暂告结束之时”。民盟一些人主张资产阶级议会制，监察院作为上议院，立法院作为下议院，行政院为内阁，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而不是向总统负责。中国共产党基本同意这一方案。因为这一方案一方面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限制了个人独裁，另一方面，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共产党为了团结民主党派，在不失原则的情况下，向朋友作出必要的让步，这正是扩大统一战线的需要。
会议在讨论其他几个决议案中都体现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通力合作，互相支持，共产党的真心诚意得到了民主党派的赞许。民盟的代表说：“共产党的方案的确是根据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原则真心实意提出来的”。他还向马歇尔赞扬了当时共产党为了和平民主而作出较大让步的大公无私精神。当马歇尔问他：“是不是民主同盟去劝共产党让步的？”民盟代表回答说：“恰恰相反，有些问题还是共产党说服民盟让步的。”
对倾向依附国民党的青年党、民社党及一部分其他人士，中国共产党代表也不采取简单排斥的态度，仍把他们作为第三方面的一部分与之交往。一方面对其亲国民党的政治立场心中有数，一方面又采取积极争取的方针，直至他们公开露出投靠国民党的真实面目为止。对未能参加政协会议的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筹备会等几个民主党派，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也随时倾听他们对会议的主张和建议，注意发挥他们在政治上、舆论上的配合作用。此外，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还重视国民党内部的民主力量的作用，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政治协商会议的斗争，是战后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包括国民党中坚持民主进步的人士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而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进行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民主与反民主两种势力之间一次全面的政治较量。共产党充分利用了这一合法斗争的政治大舞台，有效地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取得了这一斗争的胜利。这一胜利，不但彻底揭露和抨击了国民党独裁、内战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制止和推迟了大规模内战的爆发，为中国共产党进行战略调整、准备自卫战争赢得了时间，而且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国民党当权者，争取和团结了中间力量，广泛地赢得了人心，为教育、争取和团结全国人民，挫败蒋介石挑动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阴谋，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还在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当局就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激起了要求和平民主的人民群众的强烈愤怒。1945年12月，国民党当局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12月7日，中共中央主办的《解放日报》在延安发表社论，声援昆明“一二•一”爱国学生运动，呼吁全国人民声援昆明学生。12月1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号召援助以昆明罢课为标志的国统区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一时间，以悼念昆明死难烈士，声援昆明学生为契机的民主爱国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1946年6月，国民党又制造了“下关惨案”。受伤代表住院后不久，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齐燕铭、郭沫若等立即赶往医院，看望受伤代表，向马叙伦等表示慰问。周恩来严肃地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看到代表们躺在医院长凳和临时担架上，周恩来与院方交涉，经再三争取，才争得五张三等床位。邓颖超得知代表们还没有吃饭，立即派人到梅园新村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地取来牛奶饼干。看到雷洁琼血迹斑斑的衣服，邓颖超取来新衣，亲自给雷洁琼换上。事件第二天，周恩来就在国、共、美三方会议上正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惩凶手，追究治安机关之责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还给上海代表写了慰问信。不久，毛泽东、朱德从延安发来电报给马叙伦等，表示亲切慰问。电报中写道：“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和平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谨电慰问，并希珍重。”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南京惨案社论》，揭露国民党当局镇压人民的罪行，陕甘宁边区、晋绥解放区和张家口等地群众纷纷举行集会，声讨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声援马叙伦等人。
7月，国民党政府又一手制造了更加耸人听闻的“李闻惨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及各界人士均电唁李、闻家属，对李、闻的遇害表示深切哀悼，表彰二人“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的精神，并希望全国人民继承先烈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中国共产党政协代表团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撤换昆明警备司令，缉拿凶手，保护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安全，安葬死者，通令全国追悼、抚恤死者家属。周恩来在上海召开记者招待会，严正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李、闻血案“完全是有计划的，而且是最肆无忌惮的政治暗杀。这完全赤裸裸地暴露了国民党特务残暴的法西斯本质。”正告国民党政府，如果“对此仍不采取紧急处置，改弦更张，取消特务，则一切政治协商都将徒然无望。”
在制造一系列惨案的同时，国民党一党独裁、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946年3月，政协决议墨迹未干，国民党就在重庆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完全推翻政协会议决定的国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的民主原则，6月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7月即宣布召开“国民大会”。伪国大代表位高禄重，不免有人眼热，有些人动摇了。在共产党代表团最后一次与第三方面的会议上，周恩来恳切地做第三方面的工作，揭露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真面目。11月14日，民盟主席张澜代表民盟向记者宣布民盟绝不参加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民联重庆分会、民建重庆分会和九三学社重庆分社等21个党派团体联合发表《我们对于召开国民大会的意见》，强调指出：“在漫天战火、人民涂炭之际，而由一党政府片面召开国大，实等于玩弄国大以作独裁统治之装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负责人也连续发表文章，表示了反对和拒绝参加伪国大的立场。
由于共产党的努力和争取，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除青年党和民社党的一些成员外，参加者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民党代表。这样的“国民大会”及其通过的所谓“宪法”，理所当然地遭到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发表声明指出，“蒋记国大”及其所制定的宪法均属违法；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11个党派团体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所谓《中华民国宪法》是反民主、反政协的；三民主义联合会和新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严厉谴责国民党的“国大”，强调对其通过的决定和立法，一概不予承认。在这一次斗争中，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进一步相互了解，越来越多的人士放弃了依靠国民党实行民主政治的幻想，日益向共产党靠拢，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这一时期，共产党真心帮助支持民主党派的建立和发展，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以其先进性、正义性获得了民主党派的认可，最终使民主党派走向接受共产党领导的道路。
当解放区军民在自卫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以学生运动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同国民党反动政府之间的斗争，逐步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纵容，美军在中国到处横行不法。1946年12月24日，美国军人在北平东单操场强奸一名中国女大学生，以此为导火索，触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群众运动。
12月30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学生5000余人在北平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同情。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古城不再沉寂，全国范围内的反美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2月31日，中共中央指示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发动大城市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努力在运动中“造成最广泛的阵容”、“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各地党组织坚持以“美军退出中国”为中心口号，把斗争引向深入。
北平、上海等地的许多教授、学者和文化界知识名人纷纷发表谈话，指出美军的暴行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学生的行动“是替个人争人格、替国家争国格”。上海民主建国会、工商界协进会、重庆市商会等也发表声明，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具有反美反蒋统一战线性质的广泛的人民运动声势浩大地开展了起来。
随着全面内战的持续，国民党政府的军费支出猛增。为了弥补由此造成的巨额财政赤字，国统区的通货膨胀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与此同时，官僚资本家同美国垄断资本结合在一起，利用种种政治特权，对广大劳动者进行极度的压榨，对民族资本进行无情兼并。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工商业日益走向破产，人民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严重萎缩。
1947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就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发出指示，指出党应“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为人民运动指明了方向。
5月20日，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5000余名学生冲破宪警阻拦，走上街头，高呼“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同一天，在北平、天津、上海、杭州、重庆、福州、桂林、济南、长沙、昆明等地爱国学生也通过罢课、游行等方式参加斗争。中共中央上海局、晋察冀局以及南京、北平等地下党组织，是这些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核心。这就是“五二〇”运动。
“五二〇”运动在政治上有力地揭露和孤立了国民党。同时，国民党统治区内其他方面的人民运动也在迅速高涨。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暴政，举行武装起义。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中，1947年全年有二十几个大中城市的约320多万工人罢工；在农村，广大农民反抗抓丁、征粮、征税；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