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季驯1521年四月二十三日出生在浙江湖州的一个小山村中。一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他在家里排行老四。而驯这个名字包含了父母对潘季驯成为一个策马奔腾，龙马精神的男子汉的殷切期待。
潘氏祖上，在汉代当过太守，老家在河南荥阳附近。在西晋，出了一个著名的帅哥才子潘岳，就是那个写出了闲居赋，秋兴赋，坐着车子出去转一圈，就有大姑娘小媳妇给塞了一车瓜果梨桃的潘安。可见潘氏的基因中既有才又有貌。在西晋永嘉之乱时，潘家南迁到了湖州乌程县。东晋时著名的孝子潘综也是潘氏一族。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和杭州相邻的湖州，风景也不遑多让。且江浙地区，自古就是富庶繁华的所在，才俊英杰层出不穷。潘氏一族在此定居，可称安居乐业。其后数百年间，潘家在当地算是比较富裕的家族，但是并没有出过什么显耀门庭的大人物。
潘季驯的父亲叫潘夔（kui），年少的时候就是著名的天才儿童，擅长诗文。京官闵珪年高退休回家乡乌程县养老，很欣赏潘夔，就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潘夔。但是在潘夔刻苦攻读，立志功名的时候，他的父亲不幸去世，其后不久家里发生大火，多年的家业毁于一旦。没有了物质基础的支持，潘夔只有放下书本，经营家业，并把考取功名的希望放在了自己孩子的身上。潘夔共有4子5女，老二和老四都考中了进士，老大老三也是政府官员。对于一个几代都没有当官的家族，一下子出了四个吃财政饭的，潘家就成了当地的名门望族，为人称道。
潘季驯生于1521年5月28日，从小聪慧，读书很厉害。在1549年，28岁在乡试中考中举人，而且是乡试第一名的解元。如此成绩，自然令潘夔老怀足慰。但是仅仅解元肯定是不够的，潘季驯辞别父母，进京参加会试和殿试，并于嘉靖三十年，即1551年考中了三甲七十三名，从此成为了一名国家公务员。此时潘季驯刚满三十岁。
在普通人看来，考中进士金榜题名就是光宗耀祖的大成功，但是在明清两代，考中进士的还要进行进一步细分。其中年纪轻轻就考上一甲二甲的，就被认为是超常的人才，一般进入翰林院，进修几年再委任官职，为今后在中央部委任职做准备，是朝着一品二品大员来培养。而年纪较大或者三甲进士，则被认为是一般的人才，直接分配个县令。您就在地方上呆着吧，前景并不被看好。
潘季驯三十的年纪，三甲的功名，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处境。是入不了翰林院的。他的第一个工作是在江西九江府当从六品推官，就是协助知府审理刑事案件，下级考核，经济核算等等的工作，类似于现在的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兼审计局长。三年后考核优秀，升为江西道监察御史，相当于现在的省纪委处长，后历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广东巡按御史，代表皇帝在广东省巡视，位卑而权重.继而任顺天府督学,相当于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和大理寺少卿相当于最高法院副院长。在此期间，做了不少为人称道的业绩。但是那些业绩与土木水利无关，咱们也就不去详谈了。
平心而论，潘季驯到这时候为止是一个品行正直，能力很强的中高级官员。如果潘季驯按照这一轨迹走下去，最终将会是在世时位高权重，死后泯然于漫漫历史长河中的众多官吏的一员。这样的官员，在明清两代，没有上千也有几百，除了专门的明清史学者，对这些内容感兴趣的普通人并不多。但是历史给了潘季驯治理河流的重担。他的智慧和责任感，让他担负起了这一历史的重任，也让他所创立的治河之法沿用至今，使他本人能够在数百年之后仍被无数的水利人，土建人研究，怀念和敬仰。
嘉靖年间的黄河，到了非常危险的处境。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民族历史上下五千年，一大半就是一部在黄河边上繁衍奋斗生生不息的历史。但是黄河这位母亲，并不时时时刻刻像母亲一样温柔体贴，有时候也像某些后妈那样凶狠残暴。
有文字记载以来，黄河下游地区就多次改道。建国前1000年时间，黄河决口1500多次，大的改道26次。而每次改道，就意味着黄河泛滥，给泛区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整个北宋时期，黄河一会走北道，一会走东道，河患严重。到了金代，也是多次决口。尤其是1194年，阳武县决口，黄河水经过河南封丘长垣，山东东明，留到了江苏徐州，进到了淮河水道并入海。这就是令人闻之色变的黄河夺淮。黄河夺淮持续了700多年。从决口处到淮河口这一段，是广袤千里的大平原，没有明显的河道。黄河水常常是分成多股，流到哪里算哪里，给当地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而主流进入淮河之后也不是就万事大吉了。淮河本来挺安分，但是汹涌的黄河水挤占原本就有些拥挤的河道，更是年年泛滥成灾。元代总共90多年，有记载的黄河泛滥就有40多年，甚至有时候一年多次决口。明代从洪武年间河患就极为严重，决口十几次。其后200年间，三年一小灾，五年一大灾，黄河决口就像吃饭睡觉一样平常。但是，每次决口都给沿岸的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种状况即使是到了民国时期，仍没有太大的改观。甚至在1938年主动掘开花园口企图以黄河水阻挡日军，结果造成了死亡89万人，受灾人口高达1,200万人的惨剧。 花园口决堤事件给黄河下游河南、安徽和江苏等地的中国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淹没耕地1,200余万亩，并形成黄泛区。并直接引发了1942年和43年的旱灾和河南大饥荒，上百万人死于饥饿。
成长在和平年代很少经历水患的同学对这样的灾难，是很难体会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98年的特大洪水。长江大堤冲毁之后，洪水汹涌澎湃，所过之处村庄夷为平地，庄稼颗粒无收。在保障措施完善的当代，还可以举全国之力安置灾民恢复生产。即使如此，那样的灾难事过多年仍让国人记忆犹新警钟长鸣。在保障能力和人道救援差得多的古代，普通百姓房子被冲垮，就没有了栖身之地，田地被冲毁就意味着一年没有任何收入。随同洪灾而来的必有瘟疫和灾荒。百般无奈之下，贱卖良田，卖儿卖女，逃荒要饭，甚至易子而食这样惨绝人寰的事例都时有发生。而这样的惨剧每过几年就要重复一次，甚至在一些地区形成了每年到了特定的时间段要全村一起举家外出逃荒要饭的传统。当时黄河下游的百姓真是苦不堪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50多年没有发生黄河泛滥的记录，既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更是历史的奇迹。
千百年来，黄河泛滥决口改道的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中华民族。黄河改道的原因是多方面极为复杂的。归纳起来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黄土高原本来就降水较少，黄土在河水冲刷下容易流失。肥沃的土地比较疏松，一遇暴雨易崩塌冲蚀，而在此居住的人们为了生存会持续不断的开垦农田。新开垦的农田造成森林植被破坏，进一步加剧水土流失。结果就是越穷越垦，越垦越穷，形成恶性循环。其次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一年中只有夏秋两季降雨丰沛，大量的降雨在短时间形成山洪暴发，涌入河道，造成河水水位猛涨。第三，黄河在上中游地区河道落差很大，一泻千里，裹挟泥沙能力极强，而到了下游平原地区，水流缓慢，泥沙开始沉积，造成河床逐年提高，但堤坝如果没有逐年修缮则不会提高。这又增加了决口的可能性。
对于时常泛滥的黄河，历朝历代并不是束手就擒，而是想尽办法来治理河患。元代就有贾鲁治河。现在郑州东的贾鲁河，就是为了纪念贾鲁而命名的。到了明代，相继涌现出宋礼，徐有贞，白昂，刘大夏，刘天和等治河名臣。
潘季驯之前的明朝主要的治河活动有四次。
第一次是1411年宋礼主持的。他疏浚了从山东须城县到临清的一条运河，全长250里。这条河沟通了从江南到元大都的漕运，所以叫会通河。后又修筑了一条长5里的水坝，将黄河水分成两股，一股向南流入徐州河道，一股向北流入临清河道。这次治河，花费巨大，但收效显著，从江南到北京的漕运全部恢复，气象一新。
第二次是1453年又徐有贞主持的。徐有贞提出了置水门，开支河，浚运河三策。就是在具备分水条件的地方开凿支流，在洪水来临之际分水。并疏浚运河，方便漕运。这次治理使得为患十年的沙湾河得以止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山东水患基本消除，漕运也得以恢复。
第三次是1490-1493年白昂和刘大夏主持的。1489年，黄河在开封和金龙口决口。白昂采取南疏北堵的方针，开凿月河10多条，修筑河堤700余里，堵塞决口36处。1492年，黄河在祥符县决口，危及山东张秋运河口。刘大夏主持下，仍采用北岸堵塞，南岸疏浚的方针，使黄河流入淮河河道入海。堵塞7处决口
第四次是1534年刘天和主持的。从1498年到1530年，黄河13次决口，形势岌岌可危。刘天和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命治河。刘天和的突破之处在于他提出了治河六柳之法，就是在堤坝上种植柳树。得益于柳树发达的根系，对防止水土流失起到了很好地作用。
总的来讲，在封建王朝看来，保障漕运畅通，让江南的物资可以顺利运送到北京地区，远远重于保证黄河不决口。明朝时期的黄河下游的河道不堪重负，又连年淤积，一旦出现雨水丰沛的年景，就会超过河道的承载能力，从各处决口。在这样的情况下，黄河河务和运河漕运相联系。因此历来的治河措施着重在黄河北岸修筑堤防，在南岸疏浚河道，引导黄河流入淮河河道，保证漕运不受影响。因此对黄河的治理，始终是治标不治本，处在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状态，哪里决口了，就修一修。修完了，好几天，过不了两年就又被来年黄河带来的泥沙淤塞河道，前功尽毁。
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潘季驯奉命担任正四品佥（qian）都御史，负责总理黄河河道事物。说起来这是一道相当荒唐的命令。让一个审了半辈子案的法官四十多岁了转行搞水利。潘季驯自己都说不知所谓黄与淮者。连黄河和淮河都分不清楚，专业背景知识可谓一塌糊涂。
背景知识的欠缺意味着需要加倍的努力。潘季驯日以继夜的投入到了治河工作中。
此时的黄河也到了崩溃的边缘。明朝前期挖掘疏浚的治河渠道此全部淤塞，不能使用。黄河的堤岸也是千疮百孔，处处是险情。1558年黄河大决口，从开封到徐州这一段，黄河水就好像漫过了澡盆流到地板上的洗澡水一样，随心所欲的沧海横流，根本无河道可言。“忽东忽西，靡有定向”。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一年如此，而是从1558年之后，年年如此。到了1565年，又从沛县决口，沛县的运道全部淤塞，河水倒流。漫山遍野的流淌，流到徐州。潘季驯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
与潘季驯搭档的是工部尚书朱衡。朱衡是一位精明能干，政绩卓著的官员。他的主张大致沿用明朝前期的治河思路，首保漕运通畅，其次才是治理黄河。具体来讲，就是挖掘新支流来保证运河畅通。而潘季驯则希望在黄河故道进行疏浚，并将黄河水导引进来东流入海。两人争执不下。最终朝廷决定，新河也挖，旧道也浚，双管齐下，解决问题。
戏剧性的是，在朱衡的新运河即将挖掘成功的时候，黄河又决口了，将新修建的马家桥大堤冲毁。这样一来，让朱衡成为了众矢之的。甚至有人主张将即将建成的新运河废弃。在此时刻，潘季驯没有落井下石，还主动提出先将新运河建好，然后再疏浚旧河道。并建议留用朱衡。潘季驯这样顾全大局和功成不必在我的心态和做事方式大受赞赏。
在新运河和旧河道全部完工，漕运重新通畅的时候，传来噩耗。潘季驯的母亲于1566年11月去世。潘季驯丁忧回家。古代按照儒家思想，君子以孝义为先。所以当父母去世的时候，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官员就要回辞官老家为父母寄托哀思守孝，在。一般最少是三年，成为丁忧。三年之后，如果皇帝还能想起你，就再次启用，如果想不起来，可能一辈子就搁在那里了。
而黄河河务和漕运在潘季驯丁忧期间，又有了新的变化。在此期间基本上是右副都御史翁大立主持河道。
翁大立的主张是开挖泇河，将沂水和泗水相连通。这一段运河可以缩短漕运航程，并避开黄河。其实质仍然是保护漕运畅通，不顾黄河泛滥。事实上，黄河一年带来泥沙16亿吨，大部分沉积在了黄河下游地区。如果不解决泥沙沉积的问题，修建再多的运河，也会在几年之内被泥沙淤塞而荒废。更何况翁大立并无杰出的才干，在主持河务2年之后劳而无功。朝廷被迫弃用翁大立，而于1570年重新任用潘季驯。这是潘季驯第二次主持治理河道。
潘季驯仍然坚持自己的复旧道的主张，修复徐州到邳州之间的旧河道。这时主持朝政的高拱对潘季驯的主张坚决支持，而上次治河时和潘季驯意见相左闹得很厉害的朱衡也不再反对。潘季驯没有了掣肘，才得以全力以赴。
但是修复古道，知易行难。按说将旧河道中的泥沙清理出来就可以了。但是多年淤积的泥沙太多，早已积重难返。如果将泥沙一筐筐挖出来，需要的花费是天文数字。潘季驯及时调整主张，将堤坝抬高，堵塞决口，迫使河水回到原来的河道。
这次修复过程异常艰辛。1571年二月份下大暴雨，只要提前防水结果造成几十处决口，好不容易修复决口，四月份又下起大雨。风雨交加之中，河道泥泞异常，既危险，又艰苦。而此时，潘季驯不幸身患背疽，这种病西医叫做背部急性化脓性蜂窝织炎。发作起来，疼痛难忍。但即使如此，潘季驯仍然坚守工地，指挥施工作业，其中几次差点丢了性命。
好在苍天不负苦心人。疏浚工程总算是按时完工，且经受住了汛期的考验，没有再出现决口。潘季驯成为了朝廷和同僚口中的治河能臣。他的复旧道的主张也进一步的被接受。
但是，正如常言所讲，好事多磨。在潘季驯取得重大发现，并希望将其应用到治河实践中时，还是发生了意外。在通过河道时，很多漕船失去控制而翻沉，漕粮飘没。潘季驯也因此在1571年被弹劾丢官回家。
平心而论，漕船失控，那是船员驾驶的问题，和修建运河的人关系不大，潘季驯丢官，主要原因还是他和当时主政的张居正意见不同。张居正希望按照翁大立的意见修建泇河，但潘季驯坚决不同意。这才是潘季驯被弹劾的主要原因。无辜下课，潘季驯心中自然是伤心带窝火。在老家闲居几年，本决心不再过问世事，了此一生。
但是1576年，也许是考虑到人才难得，张居正起复潘季驯，让他担任了江西巡抚。在巡抚任上，潘季驯政绩卓著。在两年之后，1578年再次让潘季驯担任右都御史兼任工部左侍郎，总理漕运和河道事务。这是潘季驯第三次主持治河工作。
要知道在明朝，向来是漕运是漕运，河务是河务，分开管理，在实际操作上尽可能两者兼顾，如果不能兼顾，那么首保漕运。且河务和漕运的管理人员互不统属，反而互相牵制，一旦出现问题，互相推诿塞责。现在潘季驯以自己卓越的见识，向朝廷证明，漕运和河务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解决好河务问题，漕运才能迎刃而解。因此，此时的潘季驯是一肩挑两担，权力和责任都空前的巨大。
第三次治河，充分体现了潘季驯的治河思想。概括起来就是束水攻沙。
在二次治水之时，在贯通的水渠中，潘季驯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河水在进入狭窄的河道时，流速激增，将河道中的泥沙快速冲走，使河道迅速的变宽变深。效果比人工挖掘疏浚要好得多。
本来黄河的主要问题就是每年16亿吨泥沙沉积在下游地区，淤塞河道，河床抬高，使得河槽中能够容纳的河水变少，这样黄河才会冲垮堤防而决口改道。而将这些泥沙清理疏浚，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耗费巨大。如果能借用自然之力清理泥沙，那岂不是事半功倍？
这其实就是水力学中的水流挟沙力的概念。水流挟沙力是表征可动周界内水流在一定的水沙条件下，能挟带泥沙的最大临界浓度值。水流挟沙力的影响因素很多，但基本因素包括断面平均流速，断面平均水深，固相颗粒平均沉速等。在断面水深，颗粒沉速等因素确定时，水流挟沙力随着水流速度增大而增大。潘季驯的观察定性的得到了水流挟沙力的规律，并发展成为了非常著名的束水攻沙理论，成为此后数百年间治理黄河的主要方法。
这一理论主要如下。流速低的水流挟沙力低，泥沙会大量沉积淤塞河道，而流速高的水流挟沙力高，可以将淤塞的泥沙冲开带走，并将河床刷深。那么黄河下游的水就宜合不宜分。“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饱”，而“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沙刷则河深”。并以此次疏浚河道为例，称泥沙“全恃水冲沙刷，沙随水滚，跌荡成淦”，并恢复原来的河道宽深。
而要用水来刷沙，就必须巩固堤防。只有堤防巩固，才能将水束缚在河槽之内，合力冲刷泥沙。如果任凭河水决口或者溢出堤岸，那么水力分散，就无力冲砂反而会沉积淤塞。
因此既要修建缕堤，又要修建遥堤。所谓缕堤就是在紧贴河道所修建的堤岸。缕堤很窄，这样可以在非洪水期将河水限制在较小的河道中，增强水力，冲刷河道的积沙。缕堤要既高且厚，。同时修建遥堤。就是在缕堤之外再修建一道更加高大厚重的大堤。这样当洪水期来临之时，河水即使漫过了缕堤，在遥堤的阻拦下也不至于漫过堤岸，或者决口。这样两道堤岸的防护下，“工成之后，万世永赖”。
潘季驯还认识到了清水的挟沙力比浑水更高。这一点也符合当代对水流挟沙力的认识规律。因此，他认为高家堰为黄河，漕运和淮河成败的关键。高家堰原名洪泽湖大堤。系指今江苏省淮阴县高堰村附近的一段淮河堤防。只有将高家堰修筑成功，人工蓄积的淮河水就可以冲击黄河水，提高挟沙力，才能确保下游不致淤塞，以保漕运。为此，他将高家堰修成了高一丈五尺，厚五丈，基厚十五丈的雄伟坚固的堤堰。
其次是修筑长堤。潘季驯所修筑的长堤不是普通的长堤，而是缕堤，遥堤，月堤和格堤配套的综合性堤防。经过不懈努力，到完工之日，共修筑了102268.31丈土堤，3374.9丈石堤。这10万多丈的大堤将奔腾汹涌的大河牢牢的束缚在了河堤之内，不再逾越而出沧海横流，再无决口和改道之祸。大河安澜，漕运通畅的梦想终于实现。
第三次治河，大获成功，其后潘季驯于1580年十二月到1583年正月任南京兵部尚书，其后1583年3月至1584年7月任北京刑部尚书。在此期间，依旧成绩斐然，但这些成绩咱们就不详谈了。
1584年7月，潘季驯因为张居正被罢免受到牵连，也被弹劾，再次罢免。这次回家闲居之时，潘季驯在家乡湖州捐资修建了一座桥，命名为潘公桥。这座桥挺立了近200年，直到清代乾隆后期，因年久失修而倒塌。此后人们募集资金，重修了此桥，仍命名为潘公桥，直至今日仍保存完好。这座桥在湖州无人不知，是古老湖州的历史的记忆，默默的传颂着潘季驯对故乡的无私奉献。
本打算就此在家乡了却一生，但到了1588年，朝廷又一次启用了潘季驯，他只得以68岁的高龄，再次启程，开始了他一生中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治水活动。
封建王朝对于水利设施缺乏统筹规划，政策缺乏延续性，往往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黄河水患严重，漕运不通，王朝就万分急迫，设立漕臣河臣，不惜人力物力，耗费钱粮。一旦堤防修建成功，眼前的危险除去，就好了疮疤忘了疼，将河患漕运置之脑后，疏于管理。潘季驯在1580年治水功成之后，他自己本人高升，相继在兵部和刑部任职，其他治河的官员能吏也相继升迁调离，河务漕务无人主持，千里大堤日益损毁。
眼见河务荒废至此，潘季驯忧心忡忡。为了不让自己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只能不顾年老多病，再次出山，主持河务。这是潘季驯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主持河务。
这次主要是对已有河堤的修复和维护。到1590年6月，工程完工，共修筑了徐州等地十四万丈的堤防，第一阶段的任务圆满完成。
但是，此时的潘季驯已经是一个68岁风烛残年的老人，多年在工地风吹日晒奔波劳碌摧残了他的身体，实在是年老病剧，皮骨仅存，心力俱竭，不堪重任。在多次请辞之后，终于在1592年获准退休。回家不久，就风痹发作，卧床不起，到了1595年，潘季驯与世长辞。
潘季驯作为明朝中期重要的官员和杰出的水利学家，留下了许多的著作。这些著作主要包括以下。
1《宸断大工录》不分卷；2《两河经略》四卷3《两河管见》三卷4《河防一览》14卷5《河防榷》12卷6《总理河漕奏疏》十四卷7《潘司空奏疏》七卷8《留余堂尺牍》六卷
其中的河防一览是治理河道的奏疏，内容丰富，详细记载了潘季驯治理黄河和漕运的主要思想以及实施策略，是后人研究潘季驯思想的主要参考资料。
时间过去了400多年，潘季驯当年梦想中的河清海晏政通人和也早已成为了现实。但是潘季驯那种实事求是，勇于探索，为民请命，勇于担当的精神永不过时，值得我们去研究，敬仰和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