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有两个无人不知的精神，一个是诞生于兰考的焦裕禄精神，一个是发生在林县（现在的林州市）的红旗渠精神。这两个光辉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河南人民不畏艰辛奋勇前进。今天就来讲讲红旗渠的故事。
1多灾多难的民族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但是中华民族又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各种灾难总是降临到人们身边，使之苦不堪言。
伤害最大的灾难就是水灾和旱灾。从有历史记载的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黄河中下游发生决口1590次，大的改道26次。黄河泛滥给流域居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而水灾所对应的就是旱灾。以世界标准来看，中国人均淡水资源仅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而在中国，南北分布并不均匀，北方居民人均拥有水资源仅仅是南方的五分之一。缺水问题从古至今一直困扰着中国人。
根据史料记载，中国仅在清代1689-1911年间，年均旱灾县数为70个县，有56个年份受灾范围超过100个县，19个年份受灾超过200个县，9个年份受灾超过300个县，最严重的的1877年受灾596个县。这些数字，在现在看来就是一个个数字，但是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就是一出出人间惨剧。旱灾降临，河流断流，赤地千里，庄稼绝收，穷苦人家的百姓只能靠吃草根树皮熬下来，各种惨剧时有发生。
在众多缺水的县市中，林州市，即以前的林县，是缺水问题极为突出的一个。
2林州市缺水历史
太行山脉是中国东部地区的一条重要的山脉。它北起北京西山，南到河南王屋山，绵延800多公里，是山西河北两省的交界地区。红旗渠所在的林州市就位于河南省的最北部，太行山脉的南端。这里属于典型的嶂石岩地貌。所谓的嶂石岩地貌，是郭康在上世纪70年代发现的一种地貌景观。这种地貌下的山岭主要成分是石英砂岩，所形成高达数百米，连绵不绝的红色崖壁长墙。由于石英砂岩抗拉抗压抗剪强度都极大，嶂石岩地貌的长墙往往坡度极大甚至可以说没有坡度可言。连绵不绝的长墙在巍峨耸立直插云霄，有人形容为“万丈红绫”，“千里赤壁”，视觉上冲击力极强，因此具有嶂石岩地貌的地区往往极具旅游价值，可开发成旅游胜地。
但是旅游是一回事，长期在此居住又是另一回事。
如此险峻的太行山中，出行是一大难题。去红旗渠旅游，汽车在盘山公路中绕来绕去，倍觉惊险。而在没有公路和汽车的时代，靠双脚在崇山峻岭中行进，难度可想而知。
行路难只是林县条件艰苦的一个写照，更艰难的是耕地少。林县山多岭多，“七山二岭一分田”，石英砂岩的山体外边只有薄薄的一层土，植物很难生存，仅有的耕地散布于山岭之间。连不到一起。这个散布能散到什么程度？有一个小故事很能说明问题。一个林县的农民去山里开荒。干了一天，开了8块荒地。结果临走的时候，他数来数去，只数到了7块地，怎么也找不到第8块.没办法，拿起草帽悻悻然回家。你猜怎么着，第八块荒地就在草帽下边。他所开采的荒地的大小可想而知。笑话归笑话，林县可耕地面积小是不争的事实。
除了可耕地面积小之外，林县最核心的问题是缺水。林县地形西高东低，本来有四条河流从林县通过，分别是浊漳河，淇河，洹河，淅河。但都是过路河流。平时河道基本处于干涸状态，而在雨季，倾斜的地表上，河水迅速汇集，形成山洪汹涌，所过之处淹没良田，房倒屋塌。且山体为多裂缝的石灰岩体，即使造一个蓄水的池塘，也很容易发生渗漏，不要指望能存贮水。
地表水指望不上，那地下水呢？也难。改革开放之后在技术条件日趋成熟的时候，林县开始了打井抽取地下水。打的井250米深处才抽到地下水。在技术条件落后的时期，打井抽水也是做不成的。
缺水给林县人民生产生活造成了许多不便。在林县，有多座明清时期留下的石碑，记载着林县缺水的惨剧。一块石碑记载“人口无食，十室之邑存二三。夫卖其妻，而昨张今李；父弃其子，而此东彼西。食人肉而疗饥，死道路而尸皆无肉，揭榆皮以充腹，人庄村而树尽无皮……”，另一块石碑记载“光绪三年，春雨连天，浸地三尺，苗长齐全，以后大旱，秋景可怜，谷不见籽，豆苗旱干。麦子未种，抢劫多端，柿叶甘土，俱当饭餐。幼女出卖，一两串钱，人吃人肉，遍地不安。皇上放赈，人死万千。荒年如此，刻石流传”。可以想象，当时的人们是怀着怎样的一种绝望的心情来刻下这字字血句句泪的碑文的。
据统计，从明初到1920年，一共500年的时间，林县发生严重旱灾20多次，发生人吃人惨剧的有5次。小的旱灾水灾，几乎年年发生。
有一个很有名的小故事。1920年除夕，桑林茂老汉走了20多里山路，排队一整天挑回了一担水。快到家的时候儿媳妇赶紧迎上来接水桶，一不小心把水桶打翻了。一家人除夕夜无水过年。儿媳妇默默的上吊自尽。因为缺水，有的林县人终年不洗澡，一盆水洗完手再洗脸，然后还要喂给牲口。缺水使得林县人将节约用水刻在了骨子里。
而更加令人感动的，是林县人为了改变缺水现状而做出的努力。
3历史上为了改变缺水现状而做出的努力
历史上，林县人就不断地与旱魔斗争，修建引水渠道。据林县县志记载，元代潞安巡抚李汉卿就主持修建了天平渠，该渠道蜿蜒10多公里，从太行山深处引来山泉水，解决了沿路和县城百姓的吃水用水问题。
更有名的是谢公渠。这条渠道是明代林县知县谢思聪主持修建。 这条渠道长9公里长宽0.4米，从洪谷山引水，到辛安村止，解决了40多个村庄的用水难题。谢思聪在林县广受爱戴，影响深远。为了纪念谢思聪，在清朝康熙五十年，林县人修建了谢公祠，并刻立了谢思聪的全身雕像。直到今天，守祠人用餐时必须要先给谢公上供，然后自己才去吃饭。中国古代上下五千年，各级官员如恒河沙数，在知县这一并不算高的品阶上被后人建立祠堂永远怀念的，在中国历史上还真不多见。这真是的体现了林县人，也是全天下老百姓的特质，谁为老百姓做实事，老百姓就感恩他，怀念他。
4建渠的方案通过
林县缺水的状况延续了上千年。无论是改朝换代，还是民国建立，这样的状况都不会改变，彻底的解决缺水问题，使得林县面貌发生真正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必须要等到新中国建立。
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不仅仅是中国人民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以人民利益为宗旨的人民政府。依靠政府，将人民群众真正的组织起来，才能彻底解决缺水问题。
1954年，一个叫杨贵的年轻人来到了林县担任县委书记。别看他当年才26岁，却已经是一位参加工作12年的老革命了。杨贵出身贫民家庭，14岁就开始参加革命。15岁入党，在26岁这一个现在人研究生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年纪，他成为了林县委书记。
杨贵来林县，可不是来享清福的，事实上，当时缺水如此严重的林县，绝无清福可享。他带着共产党员的崇高理想来到了林县，他要为这里的人们彻底的解决缺水的问题。
解决用水问题，常用的办法是修建水库。水库修好后，在丰水期将汹涌的河水存在水库中，避免洪水泛滥成灾，存下的水在枯水期又可以用来灌溉以及人畜饮用。这样人畜用水不愁，农作物旱涝保收，极为有利。
1957年，在林县工作三年的杨贵和林县县委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重新安排林县河山。他们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修建英雄渠，要子街水库，弓上水库，南谷洞水库。杨贵和他的同事不仅敢说，而且能干。一年时间，这些水库和渠道就基本上修建完成。
但是林县的问题不仅仅是几个水库可以解决的。正所谓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水库修的再好，没有水源，也只能成为摆设。
于是，在经过了1959年的大旱之后，杨贵和他的同事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从临近的陕西省平顺县内的石城镇侯壁断处为渠源，修建引漳入林工程。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红旗渠。
漳河是海河水系的南运河支流, 上游由两河合一，一为清漳河、一为浊漳河，均发源于山西长治，下游作为界河在经过区段划分河北省与河南两省边界。漳河上下游落差极大，造成了河水下泄迅猛，在历史经常形成洪涝灾害。历史文化名城邺城（遗址在今天河北临漳县内）就位于漳河附近。从战国时期漳河水就波涛滚滚经常给临近的邺城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战国时魏国的西门豹担任邺城县令时候，惩治河伯并修建引漳十二渠治理漳河的故事还入选了小学语文课本。到了三国时期，邺城是袁尚的地盘。曹操进攻邺城不利，就发掘了漳河水淹邺城，一夜之间，邺城内水深数尺。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漳河水的流量之大。
经过考察，杨贵发现平顺县境内的浊漳河和林县境内的浊漳河不太一样。在林县境内，浊漳河在枯水期只有干涸的河道，而在平顺境内，浊漳河水量比较丰沛，据水文记载：最大流量7000立方米/秒，一般流量为30立方米/秒，平均最小流量为3.02立方米/秒，即使在中等旱年枯水期流量也有8—9立方米/秒，年径流量为7.3亿立方米。且除少部分黄土石地外，大部分为石山峡谷区，两岸岩石层露头很多，溶洞发育，有地下水补给河道。这样完全可以在不影响当地用水的情况下引漳入林，补给林县。
但是修建红旗渠，决心很大，困难不少。
最大的困难还是调水的协调配合工作。渠源设在邻省邻县，不可避免的严重影响了平顺县的生产生活用水，影响了人家修建水电站和水库，平顺人民是否愿意？事实上，最初平顺县并不同意。后来杨贵他们走上层路线，通过请求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史向生和河南省委秘书长戴苏里帮助林县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和省委书记处书记王谦同平顺县协调，终于在1960年初，山西方面同意了林县方面的修建渠道借水的请求，并指示平顺县做好配合工作。
在山西省同意配合修建红旗渠这一事件中，陶鲁笳书记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陶鲁笳在1945年担任中共太行第五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时住在林县。因此林县人说在战争年代陶书记在林县吃过百家饭，没有把林县当外人。因此，林县人非常感谢陶书记的支持。
这件事还可以从更宏观的视角来分析，甚至可以说到为什么大一统的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这一宏大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农耕文明大国。早在几千年前，人们就在黄河流域附近发展农业，繁衍生息。在春秋战国时代，黄河的上下游被不同的国家分别占据。如果上游的国家将河水全部截留，那么下游国家将面临无水可用的窘境。因此，对水资源的协调利用是个关系到诸侯国生死存亡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在会盟时就强调“毋壅泉”，意思就是上游国家不要乱修水坝随意截水，搞得下游国家没水吃。
但是，“毋壅泉”只是一个美好愿景，现实中，为了争抢水源，两个诸侯国，两个部族，两个村庄之间发生争吵，械斗甚至战争的情况屡见不鲜。水就这么多，你多占一点，我就少一点。在农业社会，多一点水源就意味着农作物多一点收成，就意味着能养活更多的人口，就意味着国力更加强盛。因此每个诸侯国都会为了多占一点水而拼尽全力，哪管邻居的死活。齐桓公那种全靠自觉的盟约很难起到实质性作用。
这时候，就迫切需要有一个超脱于诸侯国之上的势力来组织协调各方利益，统筹安排水资源管理。这样才能保证各方利益得到保证，避免以邻为壑。这样，大一统的国家就产生了。
所以，拥有大局观的陶鲁笳书记做出了配合林县调水的决定也就不奇怪了。在山西人河南人，大家都是中国人的观念下，舍小家为大家的观念就是顺理成章深入人心的。甚至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当时的山西书记不是和林县有深厚感情的陶鲁笳而是另一位领导，他做出了不予配合的决定，河南和山西的官司打到中央，中央肯定还是会支持向林县调水的。从全局考虑的人民政府是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林县几十万人缺水而无动于衷的。
一个地区缺水，就从另一个水资源充沛的地区协调调水，这样的观念，从小了说，促成了红旗渠的建设，从大了讲，就是现在的南水北调。无论红旗渠还是南水北调，如此伟大的工程，必须是在中国这样的大一统国家，拥有家国情怀的人民才能实现。
5建渠的艰辛
建渠获得批准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更难的还在后边。
最开始开会提议修渠时，并不是刚提出建议就所有人一致鼓掌通过的。好多人提反对意见，说杨贵他们是在搞隋炀帝修大运河，不顾实际情况劳民伤财，注定徒劳无功。兴建工程，尤其是红旗渠这样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牵扯到方方面面。动员，组织，管理，技术支持，后勤保障，勘察，设计，施工，征地，仪器设备，建材，耗材等等太多方面千头万绪，都需要杨贵等人一件件去解决。最后，在李贵，李运宝等优秀党员干部的支持下，方案得以通过，正式开始施工。
要知道，1959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国内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上下都为粮食发愁。这样的情况下，修建红旗渠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国家拨款是等不来的。只能靠自力更生。但是常年缺水，贫困落后的联系，只靠自己，能完成这样大的工程项目吗？
林县也有两张底牌。第一是在此之前，农业放卫星，全国各地都虚报农业产量。但杨贵很低调，如实的申报了粮食产量。这样做虽然在领导面前没有面子，但是被征购的粮食少了很多，让林县存下了3000万斤的粮食。第二是国家为弥补“大跃进”时的“一平二调”，返回给林县300万退赔款。这两张底牌使得林县在修渠时在后勤保障方面稍微有了一点底气。
起初的时候，大家信心满满，总干渠工程总共10万多米，组织10万人，每人包一米，8米宽4米高，三个月就可以完工。但是大家对困难预计不足。总干渠全长70多公里，在山西安顺就有20多公里。而实际上8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了山西境内的工程，最后工程全部修成，花了10年的时间。
太行山中，石英砂岩坚硬如铁，刀砍斧剁下去只有一道白印。只有用炸药炸。在山上凿个眼，把炸药放进去点燃，一声巨响，岩石就松动崩出来一大堆，大家伙把炸出来的石头清一清，工作面就出来了。所以，说来说去，炸药就成了一种很关键的耗材。
但是当时是计划经济体制，各种物资需要指标才能获得。林县人只能通过找老乡，托关系的办法，四处找资源。采购员岳茂林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位在林县工作过的姓唐的部长，他分两次批给了林县200吨炸药。为了找物资，岳茂林跑遍了除港澳台和西藏之外的所有省份。采购物资的困难可想而知。
找物资困难，找到了物资，还需要资金来购买。资金从工厂开建就一直紧缺。怎么办？因地制宜，自给自足。虽然采购了一些炸药，但还是缺。那就自制炸药，买来硝酸钾或者硝酸铵，配上硫磺和木屑谷糠，就成了黑火药，造价只有买来火药的四分之一；没有石灰，山上到处都有石灰岩，用自制的无窑堆石烧灰法，也能造出来石灰；没有水泥，也可以自己烧制。想尽一切办法，在有限的资金和物资的条件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将工作做到最好，是林县干部群众共同的心愿，也是他们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将红旗渠建成所依仗的最大的法宝。
仪器设备也一直困扰着修建红旗渠的人们。现在土木水利等专业的同学都必须学习测绘技术，经纬仪，水准仪，全站仪，GPS仪的操作是必备技能。学校里边的仪器设备堆积的像小山一样，大家几人一台扛起来就跑。可是在红旗渠开工之时，只有一台水平仪。这时候靠等，靠要是等不上要不来的。工地上的农民技术员硬是靠着洗脸盆，麻绳，皮尺测量渠线，保证了工程质量。至于工程中大家发明的施工方法，更是数也数不完。
修渠的过程绝非一帆风顺，还意味着牺牲。林县的技术力量很薄弱，全县水利系统仅有26个技术人员，最高学历是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吴祖太，1933年生，河南原阳人。作为一个外乡人和唯一一个受过正规技术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吴祖太为红旗渠的勘察设计呕心沥血，倾尽全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1960年，工程开工不久，为查看隧洞险情，牺牲在了工地上,年仅27岁。吴祖太并不是唯一一个牺牲在红旗渠工地上的烈士。1960年6月12日，在鸻鹉崖下，发生一场惨剧，9死3伤。持续10年的红旗渠工程，总共有81名干部和群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以自己的身躯，为红旗渠竖起了一座座丰碑，无声的纪念着这一伟大的工程。
物质上的困难好克服，人为的困难难克服。在那个岁月里，人人紧绷阶级斗争的弦。修不修红旗渠，本来是一个地区发展的问题，却很容易上升成为意识形态问题，走什么路线问题。一开始就有人说杨贵这是在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挖运河。在1960年的时候，告状告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在新乡蹲点的谭震林那里。谭震林人称谭老板，有名的脾气大。这一次红旗渠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危急时刻，杨贵诚恳的向谭震林陈述问题，请谭副总理向林县派出了调查组。很快调查组得出结论，杨贵所讲一切属实。谭震林对红旗渠的态度也转为了支持。
到了1963年，又出事了。在58年的时候，中央纠正“一平二调”的做法，给了林县280万退赔款，这个退赔款部分是现钱，部分是期票。1962年，上级银行发文件说期票发过的就算了，没发的暂停发放。时任人民银行林县支行行长的路明顺按照县委决定，将未发放的期票说成是已经发放。这笔钱给当时经济非常紧张的工程项目输了救命血，但是也让路明顺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被拿出来说事。196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1970年，财政部向党中央的报告中，说林县不顾条条规定，集中了可能集中的财力物力，修成了红旗渠。这样，退赔款问题才有了定论。后来路明顺平反并长期在林县人大任职。
6 渠道情况以及作用
从1960年2月开始修建红旗渠，到了1965年4月5日，总干渠通水。1966年，3条干渠通水，1969年7月，完成干、支、斗渠配套建设。至此，以红旗渠为主体的灌溉体系基本形成。灌区有效灌溉面积达到54万亩。
10年时间，该工程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达2225万立方米，红旗渠总干渠全长70.6公里（山西石城镇-河南任村镇），干渠支渠分布全市乡镇。
红旗渠的建成，彻底改善了林县人民靠天等雨的恶劣生存环境，解决了56.7万人和37万头家畜吃水问题，54万亩耕地得到灌溉，粮食亩产由红旗渠未修建初期的100公斤增加到1991年的476.3公斤。被林州人民称为"生命渠"、"幸福渠"。红旗渠是毛泽东时代林州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精神创造的一大奇迹，全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结束了林州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苦难历史。
